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18/03/05/008731437.shtml

  俞小鲁的店,开在老旧小区的一楼,一排落地格子门窗,门楣上方的招牌字已有脱落,透过粘贴的痕迹还能辨识出“俞氏琵琶坊”字样。

  见面的一瞬,我们四目相望,握手算是相识的“破题”,不用多大的握力,顿时能让你感觉到:粗糙、有力度。75岁的俞小鲁,个子不高,头发略有些花白,眼睛不大,但很有精神。

  门店共两层,既是家,也是制作场。一楼迎门右侧是灶台。左侧一张饭桌,用于待客喝茶。楼梯勉强能过一人,上下堆满了木料和用具。楼上简直就是个木匠铺,工作台上亮着一盏日光灯,台案上堆放着刨子、凿子、锤子,琵琶的部件随处可见,半成品吊在空中。

  一楼桌案后面的墙壁上,挂满了俞小鲁获得的奖状证书。这不是普通的荣誉,而是中国民族器乐学会、北京乐器学会授予的“中国民族乐器(琵琶)制作终身成就奖”和两届全国民族乐器制作大赛金奖银奖证书。迄今为止,全国被授予终身成就奖的四人中,一人已过世,两人已封刀,唯一一位尚在亲手制作琵琶的就是俞小鲁。

  无家传,亦非专业出身,靠着聪慧的大脑和一双略有残疾的手,攀上民族乐器制作的顶峰。有人称他为“大师”,俞小鲁却说:“我就是一个民间工匠。”

  一

  俞小鲁的老家在海曙区高桥镇的后俞漕村,早年间,祖父在上海做呢绒绸缎和花生油生意,家境殷实。父亲俞荣卿就职于上海汇丰银行,业务纯熟,一米长的算盘,能“噼里啪啦”地同时应对四人报账。小鲁出生四个月时,母亲染病过世,父亲将他带到上海抚养。

  那是无忧无虑的年代,佣人常拉着小鲁稚嫩的小手,在延安路上跑来跑去。6岁时,因战事货款无法及时到账,俞家生意败落。屋漏偏逢连夜雨,俞荣卿因工作久站患疾,一条腿被截肢,无法继续立足汇丰,只好带着儿子回老家宁波。

  “拐脚的儿子”,成了周围孩子讥笑小鲁的口头禅,这深深地刺痛了曾经的“少爷”,小鲁与他们吵架甚至动手。可回到家,父亲不问青红皂白,总要打他。任凭父亲如何动手,懂事的小鲁从不跑开,怕父亲追赶不上而伤心。

  那时,社会上识字的人不多,父亲在居委会任副主任,不拿任何报酬,每天早早去开门,出黑板报,代人写信,开证明。家里能卖的卖了,能当的都拿到了当铺,父子俩生活靠救济。整个小学期间,小鲁冬天盖的是棉絮,几乎没穿过鞋子。

  父亲对他说:“我们人穷志不能穷,偷鸡摸狗的事不能做。”家里没柴烧,小鲁到马路上捡被风吹下的树杈。为了吃点荤腥,小鲁大冬天到河里抓鱼摸虾,手被冻得皴裂流血,常被同学耻笑。生活窘迫得常常无米下锅,到了晚上,父亲便对他说,今晚没饭吃,早点睡吧。

  尽管如此,他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至今,他还保留着宁波二中1960年的成绩单。

  初中毕业时,居委会安排他去支农,考虑到父亲无人照料,俞小鲁没有接受。居委会的人说,你不服从分配,以后就不给你安排工作了。俞小鲁暗自发誓:我要学门技术,城里用不上,其他地方也许能用得上。人家不会做的,我要会做;人家会做的,我要做得更好。

  城里找不到工作,他想起乡下有个远房堂叔,农闲时做二胡和琵琶卖,跟他学手艺也许将来能有碗饭吃。堂叔接纳了他,小鲁也学得认真,人家要三年学成,他八九个月便掌握了制作技巧。堂叔有四个孩子,日子同样过得窘迫,靠走街串巷卖乐器勉强维持生活,若再走堂叔的路,难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思前想后,他决定退出。

 

 二

  乐器不做,改做小凳子、小羹橱,拿到集市上去卖,慢慢地,有工厂叫他去做木工修理。他发现铸铁工件制作前,翻砂铸磨具所需的木模工无人做,再一了解,整个宁波会做这活儿的没几个,且均在动力机厂那样的大企业,小厂的得拿到上海去做。

  “我何不试试这呢?”为弄懂木模工,俞小鲁跑到新华书店去找书籍,有本冯荣钖编著的《木模工工作法》,可一摸口袋,没钱。他想,要是把它抄下来不就一册在手了吗?从此,一有空,他就往书店跑,选个角落,掏出笔和纸,蹲在书架前,一页一页地抄。对书中的结构图样,他先画草图,回到家再详细绘制,足足用半年时间,抄完了整本书,木模工的工作原理也被他全盘掌握。

  1963年,宁波无线电合作社看中了他,请他去做木模工,总算可以靠手艺吃饭了。后来,他又几次调动,最后到仪表厂工作。

  平日与车间工人打交道,让他有机会观察和学习老师傅们的手头活,有意无意间,他学会了车工、钳工、刨工、铣工和电工。看他什么都会,工人们送他个“铁木泥工程师”的绰号。

  一次,厂里盛放氯甲烷的大钢瓶被腐蚀,阀门无法打开,修配车间的师傅们急得团团转,拿不出好办法。氯甲烷是生产温度计的原料,属于有毒气体。500公斤的大钢瓶,分量重,压力大,厂领导急忙喊来俞小鲁:“你不是铁木泥工程师吗?你能打开吗?”

  俞小鲁察看了一番说:“我能。”

  他画出三张草图,让车间工人立即去做部件,又自做一个临时开关。准备停当,他戴上石棉手套和两个口罩,清退通道内的所有人,一个人朝大钢瓶走去。

  众人目不转睛地远远盯着俞小鲁,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大家都清楚,弄不好会出危险的。只见他从工具箱里掏出部件,拧开谁也没有注意到的钢瓶备用开关,将新装置接上,再拧紧,然后接通新做的开关,气体顺利地导进了管道。在场的人瞪大了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松了一口气。

  仪表厂搬至西河街时,厂里买不起电梯,运货靠人拉肩扛。厂领导知道俞小鲁善动脑,提出自造一部电梯,指定由他完成。俞小鲁用传统的垂吊下线,自己设计、焊接,采取限位控制,达到升降平衡。半年的时间,一部直通四楼的电梯安装成功,这也是宁波市自制的首部电梯,运行20余年未出故障。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俞小鲁从报纸上读到一条“允许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新闻,他敏感地意识到一个新时代也许要到来,跑到工商局朋友那里探虚实,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立刻以妻子余莉莉的名字,申领了宁波市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准备开裁缝店。

  可妻子从未学过裁缝,俞小鲁让她学学量尺寸,自己找来服装方面的书籍学。小店开张后,妻子白天在外面揽活儿,俞小鲁晚上在家裁制,衬衫、裤子、中山装、西服及各类时装,样样能做。他穿上自制的小登领上衣去买菜,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有人让他按样制作,也有人拿来时装杂志,指着封面模特的衣服要他做。

  接受采访那天,俞小鲁特意穿上几十年前做的深蓝色小登领衣服,他衣领紧扣,一副庄重的样子,边介绍边兴奋地指着衣服说:“我穿的这个样式,比中央电视台播音员早30年。”

  看到门口有卖藤椅的,他打量一番,回家便买材料编织起来,六角形、菱形的椅面图案,编织得泾渭分明,有模有样。工厂组织去上海参观,人家的核心技术不肯介绍,而他从设备旁走过,回来便仿制出了设备。俞小鲁自信地说:“不管什么行当,别让我看见,我要是看到,准能做出来。三百六十行,我会的有十五六行吧。”

  开饭店、养蜂、打家具、织毛衣、修电器、泥工……他样样从事过,行行精通,既养家糊口,也激发了自己的才智。有人电瓶车出了毛病,请他帮忙,俞小鲁一听响动,便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真正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是在40岁以后。无论多忙,在他内心深处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早年跟堂叔学的手艺,他视那为一种高于生计、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当年的学艺像种子,早已深深地植根在他的心田。

  20世纪70年代,俞小鲁从他人手中买进小叶紫檀和缅甸花梨木。冥冥中,这些富含美丽纹理的木料,天使般地在呼唤,在吸引,使他不能自拔,这也为日后制作乐器,埋下了伏笔。

 三

  俞小鲁一直在寻找技艺高超的琵琶制作师。听说上海民族乐器厂的高占春是制琵琶的高手,他委托上海的姑表兄帮助联系。1984年春,他带上螃蟹、虾干等宁波特产,前去拜师。

  “高师傅,我们宁波地方小,做琴也不规范,我想在您手下学艺。”高占春让他先刨个面板看看。俞小鲁做好后,高占春横竖一看说:“你会做,为何来我这里学?”俞小鲁说,是想学正规的做法,只要师傅能收,我吃住自理。

  高占春还是拒绝了。幸好,师母是宁波人,老乡情结成了他的一根稻草,师母好说歹说,师傅总算点了头。此后,他每年抽出一两个月时间往上海跑,坚持了14年,每次都吃住在作坊里,终于掌握了正规的制作方法。

  做出第一把琵琶时,他内心充满了喜悦,拿给一位内行人看,没有得到怎样的评价,那人却提出要买琴。俞小鲁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他:“我这是刚开始,以后会做出最好的琵琶。”对方“哼”了一声,摇摇头,没说话。这轻蔑的“哼”声,俞小鲁记在心头。

  别人采用现代工艺做琴,既快又节约成本,俞小鲁却固守传统,从备料、刮面,到铣边、划线、打孔、掏堂、打坯、挖槽、做头、上胶、做相、镶骨、做品、上漆、打磨等73道工序,样样手工打造。别人黏合面板,考虑成本,用化学胶,俞小鲁使用传统的鱼胶。琴头的“五蝠捧寿”,他选用上好的牛骨,自己设计图案,一刀刀雕刻出来。

  2005年,全国第二届高档民族乐器制作大赛(第一届未设琵琶项目)在北京举行,俞小鲁送三把琵琶参赛,他师傅也送了作品。评选时,组委会将每把琴贴上编号,不标姓名,由三位国家一级演奏家弹奏,三名评委隔着帘子倾听,程序严谨,竞争激烈。

  大赛设两个金奖,俞小鲁的三把琴分获金银铜奖,同获三个奖项的只有他一人。颁奖前,气氛热烈,唯独不见师傅的身影,他急忙打电话。师傅说:“我已经在火车站了,我没有奖。”俞小鲁日后携妻去看望师傅,一见面,他说:“你不要叫我师傅了,你做得比我好。”

  获此荣誉,在宁波乃至浙江省历史上还是首次。有人说俞小鲁技术高超,也有人说他运气好,若是再能获一次奖,那才是真本事。

  三个春秋过去,全国第三届高档民族乐器制作大赛举行,有40多家单位参赛,大赛设七个金奖,许多单位就是冲金奖来的。俞小鲁这次带去五把琴,各有特点。对很多单位来讲,能拿一个奖就不错了。最后,俞小鲁获得三个金奖、两个银奖。颁奖前夜,组委会秘书长给俞小鲁打电话,询问他年龄,俞小鲁一头雾水。得知他65岁,秘书长说:“太好了,65岁以上可评终身成就奖。”颁奖时,秘书长握着俞小鲁的手说:“您是唯一一位还在做琴的‘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大赛评委、中央音乐学院杨青教授,在颁奖会上评价道:“我不知道这位师傅是从哪里来的,更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一看就知道他特别用心,用五种不同的檀木制作五把琴,每把音色、堂松、脆亮、尖爆齐全,而且张力大,穿透力强,余音长,没有人敢这样做。他做的琴头含义深厚,‘五蝠捧寿’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美观大气。”

  有一把用小叶紫檀制作的琵琶,黝黑的色泽下,透出海水翻滚的波浪纹,木纹条理显现的图案,恰似须发飘然,下面是两只眼睛,正中是嘴,底下是激越的海水,纹路繁复有序,酷似蛟龙出水,活灵活现。大赛规定,过95分才能获金奖,俞小鲁这把琴得了99.97的最高分。事后,有人想出高价买走这把琴,他没有动心。

  一路走来,既有风光,也有挫折。所受的苦,只有他自己能品咂出来。有一次,搬木料,一不小心,俞小鲁两个指头被压在下面,落下残疾。另一个指头也在做活时受了伤,愈合后,指甲明显干瘪卷曲。他说:“我之所以喜欢做琵琶,是因为它被称为乐器之王。从弹奏《十面埋伏》就能看出,只用十个指头弹,但足以抵得过千军万马,气势非凡。”

 

 四

  2017年秋,俞小鲁去北京参加中央音乐学院为其举办的捐赠仪式时,琵琶专业的郝贻凡教授告诉他一件事。日本萨摩琵琶同行来中央音乐学院交流,观赏完演奏后,对方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琵琶的结构原理,问起内腔原理与数据。一下子,郝教授被问住了,她说:“我得问问做琴的师傅。”

  她请来北京有名的制琴师,一问,他也回答不上来。日本人一脸严肃地说:“你们做了几千年的民族乐器,怎么连这个也没搞清楚?”在场的人都很尴尬。

  俞小鲁听罢,对郝教授说,要是我在场会这样回答:“琵琶制作,关键是要遵循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归纳起来八个字,‘阴阳互补,天地合一’。琵琶的背是用硬木制作的,由于背料是整块大料,且密度、硬度、油脂含量及振动频率各不相同,做琴人必须认识每个背的特点,这叫识背。另一个是识面板。同样是桐木面板,产地、品种和取自哪个部位不一样,对出音起到不同的作用。如树木的根部要和中间、树梢部位结合,这叫阴阳互补。硬背配松软毛孔粗的,软背配较硬的面板。面板的薄厚、部位安排,要有所变化,因为面板的薄厚,对音色、音量、音质起至关重要的作用。真正天地合一了,琴的音色、堂松、脆亮、尖爆齐全,穿透力强,有张力。这要靠制琴师傅多年的实践,对每道工序数据的分析和总结。每一把琴,各部位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旧时,琴行里有句名言:“好料不一定出好琴。制作十把琴,能出一把好的就不错了。”起初,俞小鲁也觉得有道理,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他否定了这一说法,认为做十把,完全可以都是好的。

  他有个自称为“天书”的小本子,是制琴笔记,上面记载着各类数据,从原料、面板年轮的宽窄、尺寸、位置、轻重、厚度,到成品后的音色、音量、音质,每制作一把都有记载。这些数据的微妙变化,是根据不同材质特点而得出的,是制作500多把琵琶的经验积累,内中奥秘,只有他能说清楚。

  为了得到那些数据,他将一把好琴的面板抠下来,再换上另一块进行试验;之后再抠开换另一块,再换,如此反复30多次。而每块面板的成本100多元,换30多块要几千元,在这一遍遍的替换中,他收获了科学的数据。猛然间,他有了顿悟,做琴不能靠碰运气。

  平日里,在“叮叮当当”的手艺间,他苦思冥想,琵琶制作也将他带到了“一通百通”的境界。除了琵琶,他还做得一手好二胡和古琴,在感悟不同乐器带来的美妙音效中,也发现了其中的不足。

  狼音,即为二胡的杂音,是演奏中不可控的弱音效,多年来,演奏家们面对狼音,只能无可奈何。俞小鲁发现狼音是可以制消掉的,他发明了一种“带微调装置的二胡狼音制消器”,并获得了国家专利。从此,二胡的演奏,找到了更加清脆纯净的路径。

  古琴被誉为最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乐器,音质浑厚,高古幽深,只在少数人群中奏赏。自古,七弦分两路混合缠定于雁足,弦间交汇,音色易混。俞小鲁将七弦分开固定,各走各路,互不干扰,于是音色清脆洪亮,调音也变得简单易行。因此,他的“便于装弦和调音的古琴雁足”获得国家专利,解决了古琴上千年的难题。

  五

  作为一位民间工匠,年逾古稀的俞小鲁已经攀上了全国乐器制作的顶峰,广东、黑龙江、吉林、陕西等地的琵琶爱好者,称他制作的琵琶“是全国最好的”,纷纷购买。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以长舒口气了,可他一点也没觉得轻松。

  一日,他接到一个从新加坡打来的电话,对方是新加坡南洋爱乐华乐团的首席琵琶演奏员,要购买俞小鲁的琴。交谈中,对方告诉俞小鲁,新加坡孔子学院的古琴出现调音不准现象,需送回中国重新装弦再送回新加坡。听到这消息后,俞小鲁决定将自己的五把古琴,捐给新加坡孔子学院。

  古琴快递到北京,孔子学院总部的人不知晓此事而拒收。快递小哥打回电话,俞小鲁电话告诉孔子学院的负责同志,称自己是制作民族乐器的工匠,捐琴给孔子学院,是为了表达一位民间老艺人的心愿,他的琴能够解决音准问题。不久,分管音乐的中央音乐学院专门邀请俞小鲁到京,为他办了捐赠仪式。

  执着,是俞小鲁做事的特点。他连续给国家文化部领导写信,建议中央音乐学院开设民族乐器制作课程。他在信中写道,民乐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我们应该永远传承下去。信在外面转了一年后,被退了回来。

  “有回音吗?”我问。

  “没有。”他说,“第二封又寄出了,我在等待。”同时,他还给分管文化的中央领导写了信,他说:“如果他们能同意,我可以放弃作坊的制作,到中央音乐学院授课或带研究生。”

  俞小鲁让妻子找出一本略显破旧的日记,上面的铅笔字密密麻麻。他在写一本《琵琶制作宝典》,以后琵琶就可以按程序制作了,文字、图案、数据,标得一清二楚,目前已写两万多字。

  采访间,一位叫陈国强的琵琶爱好者上门来请俞小鲁修琴。他是镇海炼化的退休人员,他说:“我有五把琴,其中两把是俞师傅制作的,使用十几年了,很好用。俞师傅的琴,音节均匀,脆亮,有金石之声,高音部位发音有穿透力。”陈国强教琵琶多年,已教出200多名学生。他估计,宁波学琵琶的至少有5000人。

  身怀绝技的俞小鲁,每天在作坊里劳作十多个小时,他坚持纯手工制作,每一道程序都要经过他那双粗糙的手。他没有直接的徒弟,只是前些年,因原料供应关系,有两位河北省的小伙子拜他为师。

  简陋杂乱的作坊内,每日奏出锯木、凿刻、调音交合的乐章,俞小鲁和妻子生活在这从原料到乐器、从物质到精神的转换之中。透过那双变形的手,仿佛能让人体味出这位民间工匠的赤诚之心。他说:“我现在虽然累点,但很开心。我制作的琴,让她说话就能说话,让她哭就能哭,让她笑也能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