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猫的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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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值得反复读。

为写此书，司马迁忍受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悲愤，他被汉武帝给物理阉割了。

司马迁是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讲情，激怒了汉武帝，这才痛失下半身。

当司马迁惨兮兮地写书时，李陵在遥远的大草原很嗨皮，娶了匈奴老大的女儿，捞了一个高官，还代表汉人，喝下了最早的一碗牛奶。

《史记-匈奴传》载：“人食其肉，饮其汁”，那时匈奴人不仅吃马肉牛肉，还喝马奶牛奶。

筒子们，可以自豪地宣称：乳制品不是来舶来品。早在210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民就已经开始认识牛乳并饮用牛乳了。

是不是顿时民族自信心膨胀了，有没有？

成书于1500年前的《齐民要术》还记载了用牛、羊乳制造干酪的方法。

宋代还设有专门管理乳制品生产的机构，如《职官志》载：“牛羊司乳酪院，供造酥酪”。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奶酪的制作方法做了详细的记叙。

爱国诗人陆游最爱吃的食品就包括牛乳加蜂蜜。

蒙古人能横扫欧亚大陆，所向无敌，除了骑兵彪悍，还有就是补给先进，当敌军饥肠辘辘，需埋锅造饭，大费周章时，他们往嘴里塞上一块干制的奶品就可以冲锋。

可惜，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被扼杀了。挤了一千多年牛奶的中国奶农们始终不成规模，难成气候，还得以家庭为单位继续挤上三百多年。

直到1923年，中国才出现第一家民族乳品企业，不过技术欠妥，从美国引进了低温巴氏杀菌设备，可以生产2品脱和1品脱的消毒牛奶。

接下来，哈尔滨、上海、杭州等地相继涌现了一批国产乳品厂，努力探索，但同期大约有23个国家向中国市场输送了2600吨乳制品，物美畅销，使得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厂先后倒闭。

截止到1949年，全国只有4家乳品厂。不要小瞧这4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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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第一届全国乳制品会议在北京举行。

祖国形势大好，各族人民深受鼓舞。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回民区，牧民们成立养牛合作小组。

1958年，养牛小组改名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合作奶牛场，高峰期拥有1160头奶牛，日产牛奶700公斤，职工人数117名。

形势真是一日千里。

奶农们还没缓过神，“文革”来了，生产萎，但旗帜不能倒，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合作奶牛场改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旗牛奶厂。

十年动乱，红旗飘飘，奶牛夭夭。

“文革”终于结束了，可红旗牛奶厂还要死不活的，怎么办呢？

内蒙有歌：套马的汉子威武雄壮。

内蒙乳业有歌：炸油条的汉子真是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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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俊怀就是呼和浩特本地人，幼年失怙，五兄妹都是老母亲拉扯大。1974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

他想当记者，因为热爱写作，读书时就写了许多作品；他还想当律师，因为哥哥受迫害含冤离去，想替老百姓伸张正义。

很遗憾，这两个梦想都没有实现。

毕业后，他被分到呼和浩特市农林局，一年后就去了国营畜禽场，当了4年革委会副主任兼副书记，每天养猪、养鸡、打井、修路、挖渠。

这人性格执拗，累死累活，却不讨好。领导和下属都觉得他不行，呆不住，只能走人。全部家当只有一对木箱、一堆炭、一堆烧火柴。

那已经是1980年了，改革开放需要人才，组织一想，好歹是个大学生，不能埋没了，去奶牛公司招待所当所长吧。

从此，郑所长白天蹬三轮接客、炸油条，晚上对账，算完钱，在炭上撒上熏苍蝇的敌敌畏，然后回家，坐在在台阶上，点根太阳牌香烟，一天就过去了。

招待所效益日渐见长，每天炸油条能卖出1000多块钱，领导觉得他“是个干事的人”。

3年后，组织又一想，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更需要人才，郑俊怀好歹是个大学生，不能埋没了，去红旗牛奶厂当副书记吧。

33岁的郑俊怀去报到。这一干就是22年。

这一年，比郑俊怀小8岁的牛根生也来牛奶厂报到，做了一个洗瓶工，他之前养了4年奶牛。

13岁的潘刚还在学校念书，也许他的梦想是做个科学家吧，1980年代兴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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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油条的秘诀之一是火候，现在炸油条的汉子来了，火当然要烧起来。

红旗牛奶厂又改名为回民奶食品总厂。

郑俊怀铁腕治厂，行事独断。在那个商业蛮荒年代，他和同时代的企业家都认为霸道很有必要，打破盆盆罐罐，需要雷厉风行。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空白以及上级对试错的容忍给了他最大的空间。

当郑俊怀在主席台侃侃而谈时，牛根生在车间勤劳地洗瓶子。

牛根生百分百是个苦出身。家里实在太穷，他不到1岁，就被父母送给一户养牛的人家。8岁那年，养父母被打成“走资派”。他每天早晨四点钟，就起来陪着养母扫大街，一扫就是5年。14岁时，养母因病去世。19岁时，养父去世。他彻彻底底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

所以他格外珍惜这份工作，每天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半年后，被提拔为测瓶组组长。

1983年，厂里搞承包制。牛根生第一个冲上去承包了一间加工车间，靠着苦干加蛮干，车间当年扭亏为盈，他又被破格提拔为销售经理。

到1992年，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时，回民奶食品总厂已经成为呼和浩特农垦系统最好的企业。

郑俊怀组织班子去深圳考察，在当地作了实施股份制的决定，上级部门不同意这样的好企业改制。

在市长现场办公会上，郑俊怀说，不要资金，不要减税，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改制。如果不同意，班子集体辞职。

1993年，时任呼和浩特市市长白音一锤定音，回民奶食品总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更名为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那时，牛根生已经是主管生产经营的副总，实现了从普通工人到高管的飞跃。郑俊怀让牛根生一家搬到食品厂宿舍，两家住同一栋楼同一单元的上下楼。

大学毕业的潘刚，托郑俊怀弟弟的关系进入伊利，他起点很高，担任了质检部部长。

郑俊怀是他们的伯乐，三个人的关系进入一段难得的“蜜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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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都持股，有了盼头，伊利进入飞速发展期。

1996年，伊利股份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乳品行业首家A股上市公司。

郑俊怀进入个人声望的顶峰。他还不到50岁，年富力强，还想再干N多年。

可有一个问题呀，作为副手的牛根生太突出了。

也是1996年，牛根生从品尝咖啡中找到灵感，鼓捣出“伊利苦咖啡”，随即发起一场冬天里的雪糕攻势，单品销量创纪录突破3个亿。

苦咖啡成为伊利发展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牛根生被誉为“中国冰淇淋大王”，他成为公司副总裁。

郑俊怀隐约有位置不稳的感觉。

1996年，有位工人因癌症急需救治，公司组织捐款，牛根生率先捐了1万元。郑俊怀去捐款时，脸色很难看。他事后对别人说，副总先捐1万，我老总该捐多少？

到1998年，伊利80%的营业额都是来自于牛根生主管的部门。

牛根生也感到别扭，要搞好销售，还要兼顾郑总面子。他去财务申请资金，说需郑总签批，可郑总又经常不在。

那年底，郑俊怀安排牛根生去北大学习，给他包了一个单间，每天240元。老郑托人带话，如果老牛不去学习，就收回车和手机。

这其实是逼牛根生出局。不过，样子还是要做的。牛根生提出辞职，前两次被郑俊怀驳回，第三次终于获批。

那年牛根生40岁。

这两人的恩怨在中国乳业圈内是一段“公案”，有人说是因为性格相冲，还有人说是利益纠葛。

两人都没正面回应过。当事人不亲口透露，外界也只能臆测。

在基层打磨7年的潘刚开始显山露水。1999年10月，伊利集团进行组织体系调整，成立项目部，他被委任为项目组组长。2个月后，项目完成，伊利实行事业部制，他又被任命为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独当一面。

郑俊怀绝对没想到的是，他“赶走”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副手，却培养了一个“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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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大学习归来，牛根生召集一批被郑俊怀免职的旧部创业。

1999年，蒙牛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100万，都是牛根生夫妇卖伊利股票的钱。

在一间53平方米的楼房内，牛根生开始了蒙牛的商业传奇，又有近百名老部下从伊利跳槽过来投奔。

逼退了牛根生，郑俊怀全力提拔潘刚。毕竟后者比他小20岁，作为接班人正合适。

潘刚出任伊利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时，伊利液态奶的收入只有6000万，到2002年，已经达到24亿。凭借骄人的业绩，32岁的潘刚升为公司总裁。

牛根生卧薪尝胆，郑俊怀豪情万丈，潘刚志在千里。大草原上，从此开始了伊利和蒙牛的战斗。

伊利对奶源严防死守，牛根生就给养牛户发放贷款，对养殖户的鲜奶兜底收购。这一刺激下，光是鄂尔多斯附近就涌现出2万多专业养殖户。

解决奶源只是第一步，到哪里加工呢？牛根生与郑俊怀打起“游击战”。

他和哈尔滨的一家乳品企业签订协议，由蒙牛接管这家公司，条件是能让这家企业起死回生。就这样，蒙牛产品源源不断从哈尔滨发出。3年后，牛根生在内蒙古建起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厂。

伊利，三元，光明等瓜分了黄河以北的市场，牛根生就把目光投向深圳。凭借强大的地推和加盟商，牛根生拿下深圳后，又一鼓作气拿下了北京与上海。

2003年，“神舟”五号上天，电视、户外、网络上到处都是蒙牛与“神五”捆绑的广告。

牛根生相继打赢这三大战役，蒙牛一举走出呼和浩特，冲向全国，销售额突破40亿！

当牛根生风生水起时，郑俊怀的职业生涯走到了“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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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中国企业家峰会，开场前，郑俊怀在贵宾室休息，突然，牛根生推门而入。

两人对视，互有迟疑，最后是牛根生走上前，郑俊怀起身，握手，牛根生朝相反方向走，郑俊怀落座。

大佬就此交错。

原定当天下午参加活动的郑俊怀提前离场，自后手机关机。谁也没想到那是他出事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一周之后，爆出“伊利高管集体被捕”，据说郑俊怀被带走仅用3分钟，检察机关要求包括他在内的7名伊利高管“集中时间，集中地点，讲明情况。”

郑俊怀对那天印象深刻：“那天去开会，检察院就宣布下列人员接受调查，然后就没有自由了。”

两天后，郑俊怀被转到看守所，开始了长达19个月的被调查阶段。

“乳业教父”的传奇戛然而止。

媒体普遍认为起因于2004年初伊利集团的“独董风波”。

这一切要从伊利股份上市说起。当初分散的股权结构埋下了后来一系列问题的祸根。

1999年底，呼和浩特立鑫实业准备转让2.68%股份，为买下这些股份，郑俊怀提议以伊利部分高管的名义成立华世商贸，后来华世商贸的股东又变更为郑俊怀等5名伊利高管直系亲属。

2002年，伊利股份定增，呼和浩特市国资持股下降到18.71%，此后这些股份转让给呼和浩特市财政局，财政局又将部分股份有偿转让给启元投资，财政局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降至14.33%。而启元投资作为伊利第三大股东持股4.38%。

启元投资正是郑俊怀和伊利高管注册的公司，其购买股份的资金来源于郑俊怀等人的高管激励奖金以及贷款。

2004年，郑俊怀和伊利独董俞伯伟之间的矛盾爆发，俞伯伟公开质疑郑俊怀违规投资国债等一系列问题，并抛出了华世商贸的问题。这即为著名的伊利“独董事件”。

俞伯伟说，郑俊怀一直将伊利看成自己一个人的企业，害怕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这一点使他和继任者潘刚之间的关系微妙。

据《环球企业家》，二人的交恶内情源于2003年的奖金分歧。潘刚担任伊利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数月后升任伊利总裁，当时伊利管理层奖金与职务挂钩，郑要求依照任职的实际工作月份确定奖金，而潘希望全年依照总裁职务计算。

“独董事件”后，潘刚和郑俊怀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当年媒体报道援引的知情人士透露：“作为总裁的潘刚，对公司的账目有了过多的过问。”

半年后，郑俊怀等高管被检察院带走。

2005年底，包头市法院宣判：郑俊怀等5名原伊利高管，成立华世商贸，两次分别挪用伊利集团1500万和150万，购买伊利社会法人股票，犯挪用公款罪，郑俊怀被判刑6年。

庭审进行了12小时，郑俊怀当场洒泪，因为瞥见了听众席上的妹妹在哭。那时他已整整一年没见过家里人。

潘刚接任董事长，成为伊利集团新掌门人。

同年，牛根生携蒙牛在香港上市。

三个人的命运从此分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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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俊怀在包头萨拉齐监狱服刑，狱中种菜。

他和三教九流关在一起，刚进去时，同一个“号子”里的杀人犯给他剃了头，20天后，杀人犯被枪毙。

过春节时，狱警会给犯人们买牛奶，蒙牛的，郑俊怀坚决不要，让换成伊利的。

唏嘘的是，坐牢期间，伊利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他。相反，投奔蒙牛的老部下有来探望。牛根生则接济过他在外留学的两个孩子。

2008年8月，郑俊怀提前出狱。

一个月后，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该事件重创了中国制造商品信誉，多个国家禁止中国乳制品进口。

从此，国人掀起了吃洋奶粉的风潮。

那几年，往返于内地和香港的“水客”们生意火爆，他们专门去香港代购奶粉。后来激起了香港居民的反弹，香港规定，每人每次限购两罐。

安全是很重要，但洋奶粉实在太贵，除了高端人群及追求生活品质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最后还是不得不选择国产奶粉。

时间是杀死丑闻的利器。人性善忘，更何况还有铺天盖地的洗白广告。

三聚氰胺不再有人提及，蒙牛和伊利终究屹立不倒，均位列全球乳业前十强。

冷不丁时，郑俊怀还会叫潘刚“小潘”，叫牛根生“牛子”，看到昔日的小弟们如此滋润，他心里不免失落。

2011年，郑俊怀加入黑龙江红星集团，担任红星乳业董事长。他说要学习褚时健，干到70岁。

不过，红星乳业还不能向巨头们发起挑战，但郑俊怀个人举起了“长矛”，从出狱后，他就追讨当年启元投资持有的伊利股权。

呼和浩特市投资公司是本市国资投资公司，在郑俊怀案发后负责接收伊利股份。而呼和浩特投资公司的关联公司金创投资则成为启元投资、华世商贸持有的伊利股份的接盘者。

郑俊怀起诉呼和浩特市投资有限公司，结果败诉。

接受媒体采访时，郑俊怀反复强调，“（潘刚）是我培养的，我不后悔。我也培养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牛根生），也不后悔，因为他们都在给社会做贡献。坐牢以后把什么都看淡了，名看得淡了。”

但关于他和潘刚的关系总有另外的版本，这成了中国乳业圈的又一段“公案”。

2017年，潘刚去美国治病，通过网络和电话参与集团日常经营管理。2018年春节后，“潘刚失联”的消息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伊利集团报警，2名自媒体人跨省被拘。

2018年10月24日，伊利谣言案宣判，2名自媒体人以寻衅滋事罪被判缓刑。

同日，伊利集团发出公开信，实名举报郑俊怀：先是借助背后神秘力量向伊利及潘刚施压，索要非法所得，没有得逞，后又造谣生事，雇佣水军及网络写手，编排潘刚，给伊利抹黑，致使股价跳水，损失惨重。

股权未了局浮出水面。

伊利集团呼吁司法介入。一家年销售额近700亿的特大企业公开恳求将前领导人绳之以法，实属罕见。

郑俊怀还没回应。

上世纪90年代，伊利刚上市，46岁的郑俊怀风头无双，出差海南时，偶遇一位“大师”，告诫他50岁出头会有一难，“要么进医院、要么进法院”。后果然一语成谶。

如今窘状，近70岁的他又该如何破解？

当伊利新旧两代大佬“暗战”不歇时，出走的牛根生则捐出在蒙牛所持全部股份，全心投入慈善。

世上的喜剧跟金钱没有关系，但是悲剧绝对跟金钱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