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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路一阵腥风血雨，行业开创者、DRAM存储器三元老——英特尔、德州仪器、IBM分别在1986年、1998年和1999年退出该领域。其中，由于德州仪器关闭DRAM业务，49岁张汝京提前退休，接任台湾世大半导体总经理。

旧制度已经被打碎，新制度还未被建立，继三星的翻江倒海之后，行业即将迎来下一位重塑者。更早之前，中国台湾成立电子研究所，政府出资从美国RCA购买技术，并无偿转让给新成立的联华电子公司（UMC）和台湾积体电路公司（台积电，TSMC）。台湾“科技教父”李国鼎几番赴美，曾经一个月在硅谷拜访2000多名华裔科学家和工程师，其中最大的成绩是把54岁的张忠谋请回了台湾。此前，在三星那场著名的世纪豪赌中，李秉哲就在自己的金元战队中为张忠谋留了一个关键位置，但是几番盛邀都没有成功。

不久，张忠谋在台湾当局的支持下接手台积电，近30年德州仪器生涯，曾经的麻省理工落榜少年已经是半导体行业华人第一人，用他上任伊始的话来说，自己早已“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好一个“望尽天涯路”。在我们总结的半导体行业四大精髓之中，“引进先进技术”最容易模仿，而“抓住领军人才”最可遇不可求。

海峡两岸半导体渊源颇深，成立之初的台积电并无过人之处。其大股东是荷兰名企飞利浦。当时飞利浦刚步入全盛，在其亚洲战略中，布局了两家合资半导体公司。除了台湾的台积电，同一时间飞利浦和上海无线电七厂合资的上海飞利浦半导体，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先进。上海先进的英文简称是ASMC和台积电TSMC如此相近，原因也在此处。

如果说谢希德和张忠谋命运迥异，是基于人生选择——一者献身新中国教育，历经磨难，当属开山大师；一者投身最前沿实业，奇遇不断，终成教父。可是，同宗同源的台积电和上海先进，却也有大相径庭的发展轨迹，真是令人感叹：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张忠谋为台积电设计的道路叫做：专注代工。

“代工”二字，初看之下毫无亮点，细品之后low感十足。它也可以创造奇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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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市场激励和国家工程的轮番攻坚之后，我国集成电路产量和销售额占世界份额仅仅0.3%左右，不仅低到忽略不计，而且生产水平上停留在4-5英寸晶圆、2-3微米的工艺，落后第一梯队15-20年。

更令人诧异的是，5年前提出的908工程竟然还拖拖拉拉地处在论证阶段。顾不上了，909工程立刻启动。这一次吸取教训，审批、经费一切从简从快，由电子工业部部长亲自出任工程主体（华虹微电子）董事长，特事特办，规格之高难有匹敌。

合作伙伴是日本电子巨头NEC，当时正是韩国半导体绞杀日本同行关键时刻。话说这么多年，即使中日因为历史问题不共戴天，只要提起另一个邻国，双方总能冰释前嫌，其利断金。NEC为了展现情谊，不光在合资合同中承担更大义务，给中方更多实惠，而且把原来拟定的工期一而再再而三地缩短，以一个神奇的速度实现投产。

华虹NEC不仅在工艺上跻身世界一流，而且在2000年实现月投产2万片规模，第一年就产生利润。只可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2000年第四季度互联网泡沫破裂，计算机行业一天之内由盛夏转入寒冬。拉里·佩奇，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叫卖Google，都鲜有人搭理。华虹NEC在2001年前8个月巨亏7亿，眼看再撑一撑会有转机，紧接着发生911恐怖袭击。中国半导体人，眼看着天空中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把正准备抬头的半导体行业再次按进冰冷彻骨的寒水里。

唯一没有悬念的是，三星再次祭出自己的逆周期投资，拽着整个行业跳悬崖。一年之内，合作方NEC面目全非，曾经的西装革履被整成当下的破衫褴褛，不但业务巨亏，而且剥离了半导体业务。自顾不暇中，哪里还顾得上华虹NEC。

华虹NCE本来的策略是“存储器起步，转入逻辑产品”，如今被逼无奈，转型代工。不过，代工制造的秘诀恰恰在于越亏损越投资。一来，行业低迷，可以用最低的价格买设备，二来工厂建设周期大约18个月，和行业周期基本吻合，等到新工厂投产，新增加的产能正好可以赶上行业繁荣，吃一波大利。可惜，历经重创，华虹壮志难续，没有成为带领中国半导体行业杀出重围的领军人。

909工程最终也成了“黄埔军校”，不过，中国芯片行业的进步还是有目共睹。上海推广银行IC卡、公交一卡通、社保卡，原本配套的进口芯片巨贵，但是908、909实现了自主产业链，IC卡芯片的价格一路下跌90%。SIM卡片也是如此，由80多元一口气跌到8元。再后来我国的民生卡和二代身份证都用上了中国自己的芯片。

华虹投产的世纪之交，也是中国半导体事业的转折。2000年，复旦老校长谢希德在上海去世。2002年，台积电开始发动针对中芯国际的诉讼。2004年，华为将刚独立出的半导体业务改命海思……

不妨说，909承前，909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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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用四川话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仅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还说以后要“五天工作，一天政治学习”，以前政治学习太多了，现在减少一点。40岁的徐匡迪、33岁的任正非坐在下面，时而洒泪，时而欢呼。

徐匡迪后来得以去英国帝国理工做访问学者，成为钢铁冶金专家。一次出访中获得朱镕基青睐，1995年，同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上海市市长。909项目，他担任副组长，见证了华虹以神速落地上海，上海像一个少年学生，狠狠一跃摸了一把世界半导体行业的天花板。至此之后，上海成了集成电路的坚定支持者。

909正赶上上海整个城市大步前进，同一时期，和909一样超过百亿的建设项目还有通用汽车和浦东国际机场。除此之外，南北高架、内外环线、金茂大厦、香格里拉宾馆二期、东方明珠电视塔陆续开工，整个陆家嘴在90年代末拔地而起。

尽管台积电和通联已是台湾半导体双雄，同样从德州仪器回到台湾岛的张汝京，依旧把世大做得风风火火，以至于张忠谋开出一个明显偏高、令人无法拒绝的收购价格。离开世大的张汝京继续在中国寻找创业机会。首先和香港董建华一拍即合，可惜因市民意见，建厂计划受阻。上海当机立断，徐匡迪市长亲自陪着张汝京在张江选地。城市规划里，上海的张江微电子开发区，面积上是3个台湾新竹工业园。

张汝京不愧是世界级的建厂大师，专业素养、领导能力、职业态度俱佳。初期经费节省，张汝京招徕国际人才，让对方自费机票，最好有事来上海的话“顺便”见见。拿过Intel最高成就奖的谢志峰在接到电话第二天就“顺便”来了，而且谈得不错，只是中芯国际开的薪资比Intel 12年前发的还少，还不算通货膨胀。张汝京看他犹豫，让他回家和太太商量下。临走前说道：你呀是上海人，我是台湾人，中芯国际是上海的企业，我一个台湾人在农田里（张江当时还是遍地农田）每天从8点干到12点，你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堂堂上海男儿，岂还用和太太商量？谢志峰当场就接了聘书。

2000年4月，中芯国际成立。8月破土动工，距离华虹只有4公里。3年时间，从无到有，跻身世界四大。张汝京，中国大陆集成电路教父，当之无愧。

这篇该死的文章，每每写道中国半导体转机的喜讯，总要蹦出一个可恨的“但是”。

真的不得不感叹中国造芯的艰难和苦涩。正在一切向好之际，“院士市长”徐匡迪在任期未满之时被调离上海；随后，中芯国际在台积电两场针对性的诉讼中元气大伤，张汝京引咎辞职；接棒的江上舟毕业于清华无线电专业，为政精炼，改革锐意，是中国芯、大飞机、电动汽车的重要推动人，可惜因为癌症英年早逝。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但是这里明明是上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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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底能不能造芯？翻翻半导体历史，华人的贡献颇为亮丽。集成电路行业中多位巨人，博通（Broadcom）、英伟达（NVIDIA），Cadence、Marvell创始人都有华裔。

妇孺皆知的摩尔定律是电子行业的圣经——每过18个月，集成电路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会增加一倍，性能提升一倍。但是Intel早早宣布，根据物理特性，20纳米是晶体管间距的极限，半导体工艺将在20纳米到达尽头。试想一下，如果摩尔定律失效，半导体行业的下场将和纺织、钢铁一样，曾经异常辉煌，如今缺你不可，但是，行业固化，创意平庸，淹没在存量博弈和机械重复当中。

正当整个产业渐渐萌生世界末日的挫败感，伯克利大学的胡正明登高一呼：FinFET工艺。这位出生北京豆芽菜胡同的科学家把世界半导体行业带向新大陆。简单来说，20纳米的极限存在于两维平面下，但FinFET将半导体器件的设计由两维扩展到三维。不妨用周杰伦在《双节棍》中的一段旋律作陪：摩尔定律的极限已被我一脚踢开。

毫不夸张的说，没有FinFET就没有今天电子产品的繁荣。难以想象人类停滞在20纳米的模样，作为比较，2019年智能手机的百花齐放是建立在7纳米的工艺之上，而越来越近的5纳米和3纳米，更是物联网、5G的技术坚石。

张忠谋“望尽天涯路”的自评所言不虚，台积电第一时间邀请胡正明以技术长身份参与新生产线的布局，把握住了行业内少有的换挡期。当909工程、中芯国际先后落地上海，台湾岛上台积电和通电还是伯仲之间，但是十年之后，台积电已经远远甩下通电，杀进了世界第一梯队。

全球范围内看，有三家企业在集成电路生产能力上遥遥领先。其中元老Intel“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赌徒三星“一将功成万骨枯”，而跻身其中的台积电不仅毫不逊色，每每代际切换之际，还常常力压一筹。

需要指出的是，三巨头的模式并不相同，Intel和三星设计并且生产自己的产品，业内称为IDM。而台积电不设计，没有自己的产品，专注代工模式，业内称为Foundry。（三星和Intel也有少量代工，但是影响不大，故不再展开）

行外人一听“代工”两字，常因扑面而来的low感面露小觑之色，再联想到自己没买过台积电品牌的产品，自然更不把这家企业放在眼里。

可事实上，台积电早已深入每个人的生活。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被A总、L总、Y总、C总的发布会忽悠得心花怒放，可是说好6月份上市的旗舰手机要么推迟要么缺货。不知内情的人只说是“饥饿营销”，其实真实的原因十有八九在台积电。没办法，高通、苹果、华为都是客户，甚至三星和Intel的部分产品也要靠台积电代工，而产能就那么多，高峰期除了拼关系，难免要辛苦大家挤一挤匀一匀。

半导体行业规模经济显著，生产工艺的革新越到后期越是烧钱，正是因为深刻认识行业实质，张忠谋的台积电专注代工，构筑起顶级芯片生产能力。今天全世界除了Intel和三星，只要你想生产一流芯片，那么就“只此一家，过期不候”。因此，台积电的估值长时间力压Intel，收入、利润至今比另一家中国科技企业华为还要高，足够令初识者咋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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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北京的科协主席和相关领导开始频繁赴硅谷约见华人精英。1999年，建国50周年大阅兵，在天安门左手边的第三个格子里，坐了25位硅谷华人。这25人后来几乎全部回国创业，其中有百度李彦宏，有中兴微电子邓中翰。

新世纪开始，中国继续探寻半导体，上海和集成电路共进退，设计、封测、设备、零件、化学品等半导体企业在张江如雨后春笋，其中，有紫光赵伟国大收购大整合的资本杠杆，有汉芯造假丑闻带来的行业超级低谷和超级阴影，同时也有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俗称“大基金”）登高一呼的壮心不已。

这些努力在2018年遭受检验，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封锁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芯片，竟然导致这家世界电信巨人直接休克。国人这才震惊，改革开放都40年了，中国竟然还有落后世界30年的产业？！

半导体产业，也称集成电路产业，在产品上分为处理器芯片，记忆和存储芯片、特定功能芯片、存储器、分立器件、设备、材料等等。从生产工序可以分为IP开发、设计、代工、封测等环节。如今已是分工精细、内容繁帙。我们不如化繁就简，因循几个疑问，完成文章的总结，首先：当我们在谈论中国“缺芯”的时候，具体是指什么？

2018年，中国芯片进口超过3100亿美元，数量上是石油的两倍，大于石油钢铁粮食进口额的总和。数字并不能展现全貌，其实中国自主研发芯片在全球占比并不低，仅次于美、韩、日，和德国不相上下。2018年全世界芯片产值4688亿美元，这当中的2/3来到中国，考虑到中国负责生产全世界90%的电脑、90%的手机和90%的家电，根据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所长魏少军的研究，进口芯片中60%再次出口，只有40%是真的被中国消费了。

因此“进口多”并不是问题，更实质的是，在关键品类上，中国几乎空白。除了前文提到的存储器（三星、海力士、美光）、光刻机（AMSL）要仰人鼻息。再比如最近很火的可编程逻辑芯片（FPGA）基本被Intel和赛灵思(Xilinx)垄断，还有高铁缺一不可的（IGBT）、数字信号处理芯片（DSP）、CPU、GPU、MCU、半导体设备、硅片等等都依赖进口。

用通俗的话来讲，中国“缺芯”，缺的是高端芯片的生产能力。

除了华虹NEC，909工程还进行了上下游的投资，其中包括一家叫做华为的企业。这家负重前行的民营企业，如今可以算作中国科技产业的担当。翻看集成电路各细分行业的前十榜单，中国品牌鲜有上榜。但是在芯片设计上，华为旗下的海思已经跻身世界前十，当下谈起中国芯片，几乎言必称海思。

在电子产品空前繁荣的时代，产品的差异性一定是通过芯片体现。可以引以为幸的是，中国在芯片设计领域已经做出成绩。目前，收入过亿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已超过百家，放在全行业是不错的成绩。对此，张忠谋颇有功劳，正是由于台积电把“芯片制造”专业化，从而大大降低了芯片设计的门槛。在次之前，如果没有工厂和上几千人团队谈何造芯？但是现在，经常看到一个从硅谷回来的博士带着3个人就能开一家芯片设计公司。

不过，此景之下有些问题必须指出，第一，借着举国“芯片焦虑”，中国商业界普遍过渡包装过渡宣传。比如所谓的AI芯片，名字很高大上，但实质是该芯片专用于图像或语音识别，又或者只能用来挖矿。也是就俗称的特定场景集成电路（ASIC），其设计难度远远小于通用芯片（CPU），因此Intel等依旧代表了芯片能力的高峰。用“XX企业自主设计芯片的XX芯片，在XX环境（特定场景）下性能超越的intel”的宣传标语来消费国人的芯片焦虑，是误导且恶意的。

第二，芯片设计的上游依赖ARM的IP授权，过程依赖EDA等工具，下游依赖台积电的生产，是所谓“受制于人”的典型。欧美日的芯片设计公司毛利普遍在50%以上，而国内一般在20%，其一是因为技术不够unique，其二是因为产业链没有话语权，常常被人“加价不加量”。

不妨以此为标准，督查一下你身边繁杂的商业真相——谁在蹭热点，谁在干实事。中兴事件后举国激愤，几乎人人言必称自主芯片，也有很多企业家跳出来承揽担当人的角色。中国芯片设计行业率先繁荣是好事，是进步，但是并没有根治行业痛点。最典型的如董小姐，高调宣布“格力造芯，即使500亿也要把芯造出来”。业内人听了都是直摇头，这句话说得就很外行，500亿到底是设计芯片，还是制造芯片？ “设计”用不了那么多，“制造”又远远远远不够。

事实上，针对每一家中国芯片设计公司，都可以送上关键三问：（1）谁来生产？（2）卖给谁？（3）有没有利润？

目前来看，这关键三问，往往也是死亡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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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芯为什么那么难？或者更针对地问：屡试不爽的中国模式为什么没有在半导体行业发挥奇迹？

不得不说，凭借国家力量，统一方向，后来居上，中国堪称顶级玩家。比如，以技术换市场的高铁模式。当然，和集成电路更有可比性的是面板行业。就在5年前，“缺屏少芯”还是并列的痛事，面板是和汽车零配件、芯片、石油一样年进口额5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2010年尤其令人沮丧，中国台湾供应商联合日韩品牌集体涨价，澎湃向上的中国大陆电子产业咬牙切齿又只能引颈就戮。但是就在这之后，京东方累计耗资3000亿，轮番亏损轮番投资，终于迎来回报，不仅逼迫日韩关闭低世代产线，把台湾企业逐出市场，而且在连年亏损后实现盈利。巧合的是，60年前，在京东方的前身——北京电子管厂，诞生了中国独立拉制的锗单晶，那正是中国半导体事业的起点。此番读来颇有意味。

中国半导体，不仅有大型国有企业的加持，光是2014年大基金5年投资1400亿，规模不可谓小，但是却没有掀起太多波浪，归根到底，和半导体行业的奇葩特性有关。

市场份额向头部集中是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而在半导体行业尤其显著。张忠谋很早说过：当工艺进步到5纳米，全行业只有三家公司，英特尔和三星一定会在里面，第三家如果不是台积电，应该就没人了。张大帅更有名的一句话是：这个行业，不进前3，没有太大意义。

随手翻翻细分行业的市占率，图像传感器市场前三名占了90%的市场份额，还算少的。DRAM存储器市场前三名占了99%的份额，属于正常发挥。

这种“老大吃肉喝汤，其他人坐等饿死”的局面，原因在于集成电路是一代设备、一代工艺、一代产品。行业一流产线每年都会这样进化：在多大直径（越大越先进）硅圆片上，加工间隔多少纳米（越小越先进）线宽的晶体管。（并不绝对，集成度是更关键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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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圆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