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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街头的“泰日友谊桥”


四小虎有了外汇,自然就要摆阔。1996年,泰国花3亿美元从西班牙引进了一艘航母,荣登亚洲第三个拥有航母的国家(目前该航母的主要任务是渔民搜救)。同一年,马来西亚的“双子塔”完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本土的世界第一高楼。世界银行锦上添花,发布报告盛赞四小虎的成就。


四小虎的改革完美顺应了日本出海的需求,但也埋下了大量隐患:外国资本来去自由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金融自由化让国内企业大举向外借入廉价资金提高了负债,如果出口不能保持优势,一场风暴难以避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称,亚洲奇迹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四小虎只是纸老虎。


克鲁格曼说话不讨喜,但看的还是很准,1997年时,四小虎外债逼近GDP的90%。索罗斯等国际大鳄瞅准机会发动攻击,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各国汇率雪崩。为了自保,日本银行和金融投机者对东南亚硬性抽贷,一年时间,超过1000亿美金资本流出东南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雁阵小队们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 


而同期的中国,则深处“改革的深水区”。特区、三角债、下岗、分税制,每一个突破都伴随着激烈博弈,却为中国对外开放搭建了一个更稳定的金融和财税体系。随后,入世谈判在北京落槌,海外资本从东南亚涌向中国。


1991年时,马哈蒂尔曾经宣布了一个“马来梦”,即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在2020年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如今,这个词已经被马来网民调侃为“白日梦”的代名词。2005年,英特尔在中国大陆设厂,相关的供应商也随之搬离槟城。一位当地的投资者回忆说,槟城从那以后变成了一个沉睡的小镇。


与之对应的,中国则有了世界工厂深圳和东莞,有了东部沿海发达的制造链,有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人类迁移“春运”。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自2001年起,十年增长十倍,到达2.2万亿元。而中国产业能够完成第一回合的逆袭,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苦练内功、摸着东南亚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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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回合,面对廉价的日元资本,东南亚率先采取了门户开放的做法,吃到了产业转移的第一波红利。而中国选择了先稳固基本盘,再逐步开放的策略。结果东南亚的十年积累,在金融危机面前损失殆尽,而中国却先稳住了香港,再趁加入WTO之际,顺势崛起。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东部沿海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转移”的焦虑已有星星之火。这种背景下,第二回合交锋的到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二回合:电子西进运动


要论寻找全球制造业的成本洼地,郭台铭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中国跟东南亚的第二次交锋,导火索就是他。


2006年11月越南获批加入WTO,3个月后郭台铭便率考察团来到越南北宁省调研。郭台铭在这里“惊喜”地发现:越南工资仅为深圳的1/3,从深圳龙华到越南北部全程只要14个小时,晚上发零件,隔天上午就能开始组装。把深圳工厂搬过来,可以说是毫无压力。


于是几天后,郭董会见了越南国家主席,拍板了5年投资越南10亿美元的计划,还在北宁买下超过400公顷的土地,全力打造世界级代工厂。“南下计划”雄心勃勃。


结果天算不如人算。第二年金融危机爆发,鸿海的北越设厂计划也受到波及被迫停摆。反倒是中国强有力的刺激政策,再次稳定了实业大佬、国际资本的军心。“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然而金融危机两年后,富士康深圳园区发生了“十四连跳”事件,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龙华园区,把郭台铭的紫禁城翻了个底朝天。这里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30万名工人。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在巨大舆论压力下,富士康将深圳园区的工资从800元提升到了2000元。紧接着,苹果CEO库克亲赴深圳富士康工厂考察,最后留了一句话: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深圳工厂得搬迁了。


那么,工厂迁往哪里呢?当时有这样一个数据:一台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南亚港口众多,运输成本优于中国内地。如果和欧美做生意,东南亚是不错的选择。


富士康想搬迁工厂,深圳想腾笼换鸟,为了阻止富士康南下,一场“西进运动”浩荡开启。一段时间,郭台铭的飞机降落在哪,招商部门官员就跟到哪,在这背后,是一场由重构交通大动脉、建设本地保税区、政府动员式招工组成的庞大计划。


2010年8月,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带队赶赴北京,向海关总署、铁道部提出开行一条重庆至欧洲的铁路大通道的请求。请求背后是精妙的算计:铁路虽然成本比海运高,但速度要远远领先。考虑到数码产品更看重时效性,而且单价高,因此,铁路运送会是电子产业的优选。


得到北京方面的许可以及和五个国家斡旋后,这条大陆桥被完全打通,仅需13-16天就可以将重庆电子产品运到德国的杜伊斯堡,时间仅为海运的1/3,高价值货物运输成本比海运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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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新欧亚欧大陆桥


中西部陆路交通打通的同时,空运也在升级。2007年,河南新郑机场改建竣工;2010年,重庆江北机场三期扩建完成;2011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货站建成投运。三大机场的升级,意味着三省市每年的空运能力合计超过一百万吨,相当于60亿部手机。


苹果产品制造有一大特点就是“两头在外”,即原材料从外进口,市场向外出口。因此对于加工企业富士康而言,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在保税区内加工生产,从而免去进口零件和出口产品的流程、以及费用。于是,一系列保税区建设,紧锣密鼓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