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中科院强大的资源,联想的交换机产品很快就取得了高层的关注。1994年1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视察了联想集团,罗争亲自给领导演示和讲解交换机。第二年,LEX 5000卖进了中国顶级的单位:中南海里的中办和国办。

邹家华,胡启立,联想集团,1994年

右起第一人为LEX 5000项目负责人罗争

联想一个部门做出来的产品,并不逊色于华为一整个公司做出来产品,甚至在知名度和声势上更胜一筹。凭借中科院响当当的牌子和强大的上层关系,罗争等人已经看到了摆在案板上的蛋糕。

华为在浙江义乌开局,联想在河北廊坊开局,标准着两支同时起步的团队顺利地“井冈山会师”。这一南一北的两支队伍,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冲进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大干一场。

但此后的联想和华为,却像两辆停在火车站的列车,脚下的轨道早已被提前设计好,拉响汽笛后,它们驶向了完全两个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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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C08项目最困难时,功能不畅,故障频出,华为的工程师整天愁云惨淡。任正非每天都去员工宿舍给工程师打气。某一天,他激情澎湃地说:“十年后,华为要和AT&T、阿尔卡特三足鼎立,华为要占据三分之一的天下!”在场的工程师哄然大笑,心想老板真能吹。[9]

多年后,柳传志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讲道:“我和任正非性格不同”,在技术攻坚中“他敢往上走”,而自己不行。

但性格恐怕并不能来解释一切。在C&C08 2000门交换机磕绊开局后,华为继续向下一个项目冲锋:C&C08 万门机项目。在这个项目中25岁的李一男得到了公司鼎力支持,即使中间因为技术方案失误而造成20多万损失,公司也丝毫没有责备。而此时的罗争和他的程控交换机事业部,却陷入了联想“路线斗争”的漩涡当中。

1994年,顺利开局的罗争准备加大投入。由于电信行业的回款周期长,扩大市场就需要流动资金,因此罗争的部门向公司申请贷款支持。但尽管他们需要的贷款只有杨元庆领导的微机部的5%,但柳传志就是不批。董事长曾茂朝、总工倪光南、副总胡靖宇等多次联名请求,柳传志也毫不松口。[4]

直接要支持不行,倪光南只好曲线救国,建议把罗争的部门改组成子公司,联想占股51%,员工持股49%,独立运作自己去争取贷款,不再依靠联想。这个提案受到了程控部员工的热烈欢迎,他们看到了产品的巨大市场前景,决定自筹200多万资金,脱离联想自谋生路。

柳传志先是在1994年11月批准了这个方案,但在筹资的关键时刻,他打电话给罗争:“你们集资的事不要做了,这事我另有考虑。”一句话,程控部独立运作成子公司的计划也流产了。[4]

这一系列事件的大背景,是1994年开始愈演愈烈的“柳倪之争”:柳传志坚持“贸工技”路线,倪光南坚持“技工贸”路线,昔日亲密的合作伙伴翻出历史旧账,开始相互捅刀子。作为倪光南亲自扶持的“嫡系”,罗争和程控部的遭遇不难理解。

在罗争得不到联想支持的同时,李一男领导的C&C08万门机项目组却在任正非的支持下势如破竹。这个项目组调集了公司里的精兵强将,后来被称之为华为的“黄埔军校”,从项目组中产生了华为3个常务副总裁,3任中央研究部总裁,一个高级副总裁和一个执行副总裁。[9]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在江苏邳州开局,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最终大获成功,随后跟C&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94年销售达到8亿,95年销售达到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外人很难想象,这个产品是由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团队做出来的。

多年后,倪光南复盘华为和联想的交换机项目,总结道[4]

1994年左右,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品牌、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就把开发费用赚回来了。但因为我下台了,联想就不支持了。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

倪光南所说的“下台”,指的是在1995年6月30日,联想集团董事会召集公司200名干部开大会,宣布免去倪光南在联想的一切职务。

受“柳倪之争”的影响,尽管罗争的程控部在1995年已经成为联想集团的第二大部门,仅次于杨元庆的微机部,但还是随着倪光南的“出局”而逐渐式微。罗争也在1996年离开了联想,在他之后,程控部的骨干纷纷出走,联想的程控交换机被彻底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

没有了倪光南的联想,彻底转向“贸工技”之路。1995年,柳传志正式提出了"贸工技"的说法。1998年,柳传志在《计算机世界》上发表名为"贸工技三级跳"的文章,将"贸工技"被提至联想的战略高度。在此后的很多年里,他们的研发投入总和,不及华为的十分之一。

关于当年这场互撕的研究资料很多,本文在此不再赘述。稍微多讲一句:因“柳倪之争”而折戟的除了程控电话交换机之外,还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下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联海ASIC设计中心项目,在即将签约时,柳传志用“目前没有把握”为理由,将这个项目予以否决。[4]

1995年3月,华为成立“中央研究部”;同年6月,联想宣布永久废除“总工程师”一职。两家公司自此彻底分道扬镳。

4

很多年前,前阿里巴巴参谋长,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未来联想是想做大,还是想做强?”柳传志犹豫了一会,回答道:“那还是做大吧。”[2]

在柳传志和杨元庆的掌舵下,联想的确越做越大。在1994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华为虽然保持极高的增长速度,但在收入规模上始终没能追上频繁并购的联想,一直到2008年,华为才彻底在营收上压倒联想,并将优势保持至今。

这种“做大”为联想和柳传志本人赢来了无数赞誉,直到2018年的贸易战中,人们才骤然发现:“做大”关键时刻根本不顶用,“做强”才能掌握产业命脉和国家根本。

联想为何没能做强,其根本在于踏空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大致上可以踏上三类红利:

1. 国内市场需求红利

2. 中低端劳动力红利

3. 工程师和人才红利

联想和华为作为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跟中低端劳动力红利没有太大关系,但它们的崛起都受益于国内市场需求红利。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华为凭借对研发的疯狂投入,将工程师和人才红利充分利用,而联想却因为坚持“贸工技”的道路,没能利用中国的廉价工程师资源,为自己建立起技术的护城河。

事实上,华为是中国工程师和人才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早在1993年,任正非就拼着借高利贷,也要给工程师发工资。1999年,任正非去华为北研所视察,问时任所长刘平:“你这里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不是叫你多招吗?”刘平解释说害怕人多了没事儿干。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

在房价飞涨的今天,为了能够继续享受到人才红利,华为从2008年开始就将研发中心从一线城市疏散到二线城市,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毗邻的东莞松山湖,后者房价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这样才能让员工摆脱房价的重压和焦虑,安心地为华为奉献青春。

而联想这么多年,仅有2%的研发投入(华为长期在10%~15%左右),仅能维持传统PC业务的升级换代,在芯片、硬盘、面板等相关领域均是一片空白。从1994年至今,联想背靠的中科院、毗邻的清华北大、附近的北邮北航北理工等高校的青年俊才如过江之鲫,但联想却从未像华为那样充分利用。

但倒回到1994年,这一切都没那么复杂,是否支持眼前的这帮年轻工程师去搞研发,本质上就是一个“中国人到底行不行”的问题。

5

联想和华为分道扬镳的1994年,大洋彼岸的美国上映了一部电影,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文名字叫做《肖申克的救赎》。

在电影中,主人公安迪身陷监狱,他用一把小小的鹤嘴锄,花了20年时间,在监狱的厚墙上凿开了一条隧道。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安迪钻过这条隧道,用石块砸开下水管道,匍匐爬过了恶臭和令人作呕的500吗,奔向了自由。

在滂沱的大雨中,他张开双臂,迎接着毅力和耐心给他的奖赏,这一幕令无数人动容。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安迪,能够有耐心花20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像安迪那样,就像绝大多数企业都不会像华为那样,不投机,不急躁,不冒进,不懈怠,耐心地用几十年的持续投入,换来了今天纵横全球的科技帝国。

吃瓜群众们对联想也不必过于苛责,毕竟跟华为比,没几个企业可以不被碾压成渣。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华为的出现是民族之幸,它让我们在回答“中国人到底行不行”这个问题时,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这就是民族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