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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 中国经济 第1张

1994年12月17日,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万余名观众,在一片迷离的灯光中目睹了中国摇滚乐的历史巅峰:由窦唯张楚何勇唐朝领衔的《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在台上,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声嘶力竭唱到:“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姑娘和民警,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请上苍来保佑这些…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摇滚歌曲里的中国不一定真实。1994年,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感觉到撑”的群众毕竟只是少数。不过在担纲市场经济主力的中国企业界,不少成立于1980年代的公司,已经走过了筚路蓝缕的求温饱阶段,有些甚至利润有点儿撑,这些企业大都开始盘算下一步的发展路线。

在这里面,两家公司的选择最具代表意义,一家是联想,一家是华为,它们在1994年之后彻底走向两条不同的路。

联想和华为,一家诞生于政治和科教资源极为丰富的北京,一家诞生于浪立市场化经济潮头的深圳,在二十多年后均成长为全球500强企业。在1994年,这两家经营领域不同的公司,在业务上有了第一次相交和重叠。或者可以说:当时收入、利润、声势远高于华为的联想,首次攻进了华为的腹地:电信设备市场。

1994年,“北联想”和“南华为”分别经过两年时间的研发,推出了各自品牌的程控电话交换机,并先后“开局”(行业术语,指在某一电信局安装调试设备,并顺利运行提供电信服务)成功,盈利颇丰。摆在联想和华为面前是一个渗透率仅有3.2%、增长迅速的电话市场,以及巨大的国产替代空间。

但此后吊诡的是,联想在这个需要持续研发投入的领域高开低走,做了没几年便迅速撤离,在“贸工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在之后成为全球第一的PC机厂商;而华为沿着电信这条路继续硬着头皮干了下去,啃完固话啃移动,啃完国内啃国外,在一次次硬仗中淬炼出战无不胜的队伍。

2012年,在电信设备领域已经独霸天下的华为,开始将资源倾斜到之前没有重视的手机业务,首次攻进了联想的腹地:消费电子市场。在这一年,联想的手机业务高居国内市场第二名,份额高达13.1%。五年后的2017年,华为已经稳坐国内手机市场份额第一,而联想手机的份额降低到不足1%,排名更是滑落至第10名。

在2016年,华为更是将战火烧到了联想的核心势力范围:笔记本电脑领域。

1994年的程控交换机领域,联想主攻,华为主守,彼时联想的收入接近华为的6倍;2012年的智能手机领域,华为主攻,联想主守,此时两者的收入接近齐平,但华为的利润已经是联想的4倍之多;而到了2017年,这一差距更是扩大到了接近14倍。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切分野于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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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联想在北京中科院计算所的一间传达室里成立;三年之后的1987年,华为在深圳南油新村的一所破旧民房里成立。

两家公司诞生的时间相隔不久,但背景却大相径庭:前者脱胎于拥有顶级科研资源的中科院计算所,高工教授人才济济;后者仅是一个从事贸易业务的普通民企,几乎没有任何技术基因。

44岁的任正非在创业之前,是国企南油集团的一名中层干部,创业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公司做什么业务才赚钱,甚至研究过减肥药、墓碑等生意。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任正非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开始代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从此踏入了电信行业。

90年代以前,电话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玩意,装电话通常需要送礼托关系。为解决电信短板,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引进了国外的电话交换机设备,电信设备市场基本被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设备瓜分,号称“七国八制”。华为当时没资格代理这些大品牌,只能凭借香港鸿年公司的HAX交换机,占领一些农村空隙市场。

通过贸易代理积攒下第一桶金之后,任正非开始琢磨研发自己的技术和产品。1990年,华为用“借鉴和模仿”的手段,研制出偏低端的BH03交换机,获得用户认可;1991年,华为再接再厉,由毕业于华中理工的“天才”郑宝用牵头,研制出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大获成功。1992年,凭借这两款产品,华为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

1亿元对华为来说是天文数字,对联想来说却仅是个零头。1992年,联想凭借汉卡和微机等产品,收入已经达到了17.67亿,足足是华为的17倍。

1993年初,任正非在年终总结会上,流泪满面地来了一句:“我们活下来了。”然后就站在台上不断哽咽抹泪,对于一家“二道贩子”起家的民营小公司,这个成绩已属不易。但华为当时研制出来的产品,只能在各种事业、企业内部使用,还无法打入各地电信局跟“七国八制”的产品竞争,而电信局的订单规模和利润是企事业单位的几十倍。

因此,擦干眼泪的任正非决心孤注一掷,把赚来的利润全部投入到局用交换机的研发中。

那会儿的局用交换机市场,基本上被爱立信、AT&T、NEC等跨国巨头占据,到了1993年,中国有超过100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上述外企腰包,甚至有人喊出“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的言论。1991年,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发出了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一举打破了外企的垄断,这给了华为极大的鼓励和信心。

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 中国经济 第2张

HJD04万门数字交换机,1992年

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也吸引到了联想技术灵魂人物倪光南的目光。当时倪光南主导的联想汉卡产品开始式微,急需布局新的产品赛道。1992年2月,在联想年度工作会议上,倪光南在会上提出创立局用程控交换机项目、进军电信市场的提议,得到了当时尚未撕裂的联想管理层的支持。

1992年,联想和华为的局用程控电话交换机几乎同时立项。毛选里有句话,叫做“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谁来主持啃这个硬骨头,就成了胜负关键。

联想方面派出的大将是倪光南的博士生,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罗争;华为方面派出的大将是郑宝用的师弟,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光电系,日后成为传奇人物的李一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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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深圳,是一片不折不扣的热土。

这一年的8月,深交所公开发放新股认购证,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深圳在两天内涌入150万人,潮湿的空气里充斥着争相发财的炙热。在这种环境下,华为搬到了离市区1个小时车程的南山区深意工业大厦,租了两层办公室,集办公食堂宿舍等功能为一体。几十位工程师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开始没日没夜地搞起研发。

华为在1992年,先上马了一个JK1000局用机项目。但由于对技术路线判断失误,产品刚问世就面临淘汰。另外,由于华为缺乏质控经验,JK1000防雷效果差,设备经常起火,因此一共只卖出200多套。这个失败的项目很快就耗干了华为辛苦攒下的家底,任正非不得不四处借钱,孤注一掷地将宝押在了“C&C08”数字交换机项目上。

在动员大会上,任正非站在5楼会议室,跟全体干部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8]

担纲攻坚任务的,是华为的总工程师郑宝用以及他的师弟李一男。1992年,华为开始大量规模招兵买马开发C&C08 2000门交换机,总计投入了300多名研发人员,并细分成50多个小组,每个小组责任到人。郑宝用在统筹全局的同时,派李一男开始对C&C08 10000门交换机(一台机器能容纳10000名用户,俗称“万门机”)进行预研和热身。

于此同时,在1992年的北京中关村,联想也根据倪光南的思路,组建了单独的数字电话交换机部门,由倪光南的在读博士生罗争来负责。罗争是贵州人,清华本科毕业后,在中科院计算所读硕士,硕士毕业后投入倪光南麾下攻读博士,在联想研发部历练已久,软件硬件兼长。

联想的数字交换机项目相比华为来说,起点高的多。首先,1992年的联想已经是一家对于年收入已经高达17个亿的巨无霸,远胜于资金捉襟见肘的华为;其次,联想的交换机充分依托联想在PC机上的技术积累,大量使用成熟技术和模块,规避了很多弯路,有效地缩短了开发周期。

一南一北的两家企业几乎同时起步,开始赛跑。

1993年10月,华为的C&C08 2000门交换机率先在浙江义乌开局,但首批产品极不稳定,断线、死机、阻塞,问题层出不穷。为此,任正非派了几十位工程师现场驻扎,在这个叫做“佛堂”的电信局里,郑宝用亲自督战,拼命的华为员工废寝忘食调试设备,甚至晚上直接睡地板,花了2个月才将故障全部消除。

起点高的联想也毫不示弱。在2个月后的1994年元旦,联想的第一台交换机LEX 5000也在河北廊坊顺利开局,容纳用户数量是华为C&C08 2000的2.5倍。当时时任联想副总裁的胡靖宇和倪光南一道,亲自赶赴廊坊参加开局仪式。

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 中国经济 第3张

廊坊开局签约仪式,1993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