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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灵桥,在宁波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份特殊情结,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

这座中国存续时间最长的浮桥,对宁波的城市发展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刊发《新述明州城诞生史》的最后一个部分,一起来看看灵桥与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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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桥,徐能/摄)

据南宋乾道《四明图经》载,明州刺史殷彪初架浮桥时,选址在后来的东渡门外,即今江厦桥两堍。

鄞江跨江浮桥,在县东南二里。旧曰灵现桥,亦曰灵建桥。唐长庆三年(823)刺史应彪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孺重建。初建桥于东渡门三江口,江阔水驶不克成,乃徙今建桥之地。经始桥基,云中微有形,弯环如虹,众以为异,因建桥于其下。

这是中国潮汐江上第一座浮桥。未几,因此处江面过于宽阔,又太靠近三江口,水文复杂,且管控浮桥经验不足,乃移设于今址。

过河跨江,简便易行且成本低廉的交通方式,无疑是船渡,一劳永逸之法则是建造固定桥。而浮桥,无论是方便舒适程度、投资额,都介于船渡与固定桥之间,但桥梁的日常维持所需,则远超乎津渡与固定桥,尤其是像灵桥这种处于潮汐江上的浮桥,事功与耗费,更甚于普通季节河的浮桥。因此,浮桥之设,大多是一种短期的、临时的和过渡性的交通措施,时过境迁之后,浮桥便被拆除;过河需求足够强劲,浮桥自然会升级到固定桥。

需要长期而持久的人力物力投入以维持其正常运营的浮桥,在唐代中晚期就出现在几乎无法建造固定桥的奉化江上,反映了当时过江交通的需求已经相当旺盛,哪怕沿江再设渡口、再加渡船也满足不了,故而愿意担不匪之赀以兴建与养护一座过江浮桥。

还须予以注意的是,殷彪兴建了浮桥后,还录得大和三年(829)刺史李文孺曾经修桥一次,另可推断七年(833)刺史于季友也修桥一次。这说明,灵桥,并非为某种临时之事而建,更不是某位刺史好大喜功、心血来潮的结果,而实在是当年城市经济似乎已然发达到必须向东拓展空间的地步。

三江高地才开发了85年(738-823)就觉得空间逼仄了?即便如此,为什么必须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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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桥老照片,来源:宁波日报)

向西是不行的,何况从句章迁治(401)以来,历朝县署包括明州经营了420年(401-820),三江高地以西的卑隘之地,顶多因水利工程的成功而改造成为了农田,但在城市建设上依然乏善可陈。

向北,同样需要架设浮桥,但收益前景不如江东,是不难判断的,因为江北是姚江与甬江围合而成的半岛形陆地,发展余量不大不说,其田地受两江之咸潮夹击,治理难度更大,况且当年其中还有已经退化为沼泽的雁湖。

向南,则近有月湖、日湖阻隔,远有奉化江、小江湖限界,情形比鄞西好不到哪儿去。

江东,是三江口高地的东翼,它因此比鄞西少受咸潮困扰,又可引东钱湖之水灌溉,土壤肥沃,所谓“儿子要亲生,地要买东乡”之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推想在明州设置以来在润州移民的开发(738)下,以及受惠于陆南金治西湖的水利工程(744),此地的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既如此,那鄮县和明州又为什么不再沿着自接官亭(东晋句章)-布政巷(长庆前明州)-鼓楼(长庆后明州)-开明街北(开元鄮县)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继续东进呢?

浮桥初设时的桥址,即今江厦桥址,正处于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上的一个关键性节点。这个节点,最早是由船渡来打通的,而壮心老骥的刺史殷彪也的确想用浮梁来链接,以继续这座新兴城市的东进步伐。

在此,必须指出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的神奇之处,——2014年迁入东部新城的宁波市政府新址,就在这条从东晋射出的直线上!更神奇的是,被疑为古鄮县治所在地的宝幢同谷口(今为宝同村),居然是这条直线的东端点!而大唐从621年的鄞州署开始,就沿着这条城市发展时空轴登临三江高地的,才85年功夫就挺进到了三江口,殷彪之所以将中国潮汐江第一条浮桥架设在这条直线上,或许意味着先哲们胸中早已有了一张宏伟的蓝图,——向东,与最古老的贸邑汇合!越岭,呼唤未来的大港问世(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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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 。图左方四个标志自左至右分别为接官亭址、布政巷址、鼓楼址和开明街址。A为初设浮桥址,B为今灵桥址,中间红点为今宁波市府址,红轴转折处为古鄮县址,右上红点为北仑山。)

可惜,浮桥难以在宽阔汹涌的三江口(A)立足,殷彪只得按捺住雄心,在神霓灵虹的喻示下,将浮桥移设于南退近一里的江滨(B)。

但灵桥易址,对明州城市规划理念的改变,却是相当深刻的。三江口造桥失败,止住了盛唐明州东扩的进程,而易址于灵桥门外,浮桥则成为维系城厢与江东之间人流、物流的沟通设施,它的前提是城厢与江东的区域分工,江东是保障城厢居民生活的农副产品物资供应基地。这种理念贯彻千年的结果,可以从1883年的《宁波府城图》上看出来,尽管灵桥架设已经1060年,但江东的城区建成面积依然小得可怜,并且是以百丈路为主干向南北两侧生发(见下图);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从航拍地图上看,情形并无根本性的改观。也就是说,今址灵桥,并非是城市面积扩张的举措,而是保持城市内在繁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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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代宁波城市建成区示意。)

大唐明州东扩不能的另一大重要原因恐怕在于水,特别是饮用水。太白山之水不如鄞西山区丰沛,而引东钱湖作为城市饮用水,尤其在唐代,困难不是一般的大,而且江东没有像城厢那样有日月二湖,即使宋元明清通了数条塘河,但江东地方有源无蓄,还是难以保障饮用水的稳定供应。

江东的饮用水问题,已经让当年的官民意识到它对城市人口容量有着显著的制约作用。这其实也是古鄮县(原处于宝幢)在隋开皇九年(589)被撤并后再不能复治鄮山之东的最主要原因。在当年的经济技术条件下,三江高地的东翼,只能作明州城的谷仓菜圃,却不能如西翼那样当作城市用地来开发。

三江高地东西翼之间的地域分工格局在公元9世纪初即已形成,并持续了1100多年,这是灵桥之所以成为中国存续时间最长的浮桥的原因所在。

至于这条宁波城市发展时空轴,只有当1981年江厦浮桥架通后才重拾城市东扩的盛唐旧梦,30几年光景,奉化江-甬江以东的城市建成区面积便数倍于鄞县城厢,可见其高能如此。

三江高地的城市化进程,始于大唐开元盛世的公元738年,告成于乾宁五年(898)的罗城,中经明州官署东迁高地兴筑州城后,高地西翼的开发大大加快,灵桥(823)、它山堰(833)和民间海商渡日(842),在短短二十年间便已为这座城市安排了千年以来的史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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