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美士德勋爵号”间谍船在宁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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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绍台道，华生少校摄于1870年前后。出自原署理浙海关税务司包腊（Edward C. M. Bowra）的影集。这位官员可能是文廉（1810-1870.11.24），他于1866年起任宁绍台道，直至病故。


    田 力


    1832年5月31日，宁波地方上的三位主要官员终于接见了林赛和郭实猎二人。他们分别是浙江提督戴雄、定海镇总兵陈步云和宁绍台道方传穟。在林赛的日记里，非常详细地描述了中英双方见面的场景，这也是一份反映鸦片战争前夕浙江地方官员对外交涉的重要史料，现全文照译如下：


    我们一到达镇海，就被领进一座寺庙的内殿，上次我们也来过这里。有位戴蓝色顶子的官员接待了我们。在这里待了约一个小时，我们也不觉得时间很长，因为在现场还有许多镇海和宁波城里最受尊敬的人，他们也获准来此地。我们走到这些人中间，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使得他们非常高兴。他们普遍表达了最为诚挚的愿望，即能与我们自由交往。最后，马大老爷来了，他告知，大人们已经准备接见我们了。我询问提督是否会让我们坐下，他的答复是肯定的。此前，我还告诉马大老爷会脱掉帽子然后再戴上，这是一种对大人的尊重。现在对方同意我们这样做，并且提督大人会拱拱手，并略微点点头作为回敬。所有的安排都相当令人满意，因此我们走到城外一片开阔的绿地上，那里已经支起了一顶帐篷。我们在两列士兵之间走入帐篷，此外还有许多全副武装、佩戴弓箭的军官。一些枪炮也摆放出来，上面装饰着漂亮的旗子，整个场面显得威武雄壮。帐篷里坐着三位大人，提督居中，定海总兵官在其右边，道台在其左边，这个位置被认为很尊贵。马大老爷和孔大老爷，一左一右，将我引到前面，向提督报告了我的姓名，之后又介绍了郭实猎先生。我们的敬礼也得到了提督和总兵以最友好方式的回敬，但是道台看起来面带怒容。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个利用一切机会对外国人表示敌意和厌恶的人。环顾四周，我发现并没有为我们准备座位，于是马上向马提出来。提督听到我的话了，于是说道：“如果你是你们国家的官员，我就让你们入座；如果不是的话，你们有座位就不符我国的体例。”我回复说：“我们虽然不是官员，但是作为从遥远国度而来的客人，我希望贵方能展现出这种礼貌。”年迈的提督用一种熟悉的和善口吻说道：“那你们在这方面的礼仪是怎样的？”我说：“在我的国家，一个商人，如果他是一个体面人，在最高级别官员面前也是可以坐下的。我本人以前也常这样，我在本国官员面前一直是坐着的。”提督大声说道：“拿椅子来，你们是官员，也是我们的朋友，请坐。”我再次以一种足够大的声音说道：“我们不是官员，而是商人。”作为回答，他指了指放在桌子下面左手边的几把椅子，于是我们坐到了那几把椅子上。


    在互相称赞几句之后，提督谈到，“多年以前，在宁波确实有一处属于我国的商馆，但早已荒废不用，因此也无法立即重建使用”。他接着说，“你们可以去广州交易。但在此地，任何的商业机会都不被允许”。我向他提到了在广州受到的冤屈与盘剥，并补充说，希望这个省的高级官员能向皇帝对事实作出有利的陈述，这或许能够在未来几年发生贸易。提督说“让你们的国王写份文书呈给皇上，或许能够安排”。我表示希望能作出这样的安排，然后站起来，向他递交我的禀文。在这个方面，我犯了一个错误，让马事先知道了禀文中要表达的意图，因此他们肯定在这点上商议过了。提督现在很坚定但也很有礼貌地拒绝接收禀文，并且说之前呈递给知府禀文已经足够了，你们的事情也已报告给皇帝。为了证实这一点，道台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我们看。这是一份福建总督呈给皇帝的报告抄件。……里面提到有两个夷人（barbarians），胡夏米和甲利（即林赛和郭实猎——笔者注）略晓汉语……我请提督允许我们也抄录一份，他本来是准备同意的，我做了个手势，让郭实猎先生走到桌前开始抄写；但就在此时，道台在提督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之后便说，让我们抄录呈送给皇帝的奏章，这与他们国家的体例不符。我便又重新提起自己那份在他们面前未被拆封的禀文，但是提督在道台的教唆之下，再次回复，他绝不会接收，并拿起禀文要递还给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走到桌前，接过禀文，自己打开了，然后放在提督面前，请他来读，并且告知如果进行回复是违背了他们国家的体例，那我并不敢有所企求。正如我后来所听说的，这位提督大人在知识上相当欠缺，读写速度都很慢。我当时就相当怀疑，因为他把禀文递给了道台，而道台则很不情愿地接了过去，读给他听，脸上一直阴云密布。实际上，每当老大人说什么客气的话，道台总要在他耳边低语，显然是在反对他对我们的这种礼貌。在读完禀文之后，提督再一次与我们交谈，他否认与总督的那份侮辱性文件有关联，并且说了一些奉承我国的漂亮话。我说，自己绝不会忘记在宁波所受到的热情招待，但又表明，既然在这里读到了这份文件，我就不得不对文中所包含的错误之处表达愤慨。还说道：“据说您是一位勇敢而又受人尊重的战士，肯定能理解，在听到对自己祖国的侮辱之词而不愤怒是很难的。”这位年迈的提督笑容可掬，说道“你讲的不错”，又补充说：“我们已经把你们当作朋友了，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就是那样的人。即使两个国家在打仗（他将两个拳头碰击在一起用以形象说明），你作为客人来到这里，我们也会以今天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对这种慷慨大度的感情表示敬意，这时茶也端上来了。马和其他几位戴着蓝色顶子的武官也在场，不过都站着。马离我很近，当提督听不太懂我说的话时，便负责进行解释；他常走到三位大人面前说些什么，但声音极为低沉，我完全听不到。在茶水撤下之后，我再次谈到禀文的事情，而提督依然回复他不能接收。然而，我仍然非常坚决地拒绝拿回禀文，并且再一次向提督的礼貌招待表示感谢。我之后起身，鞠躬，然后退出帐篷。当我们乘上船正准备离开时，突然发现有个戴着玻璃顶子的官员正悄悄地将禀文放到船首。我对这种伎俩非常生气，立即拿着禀文跳上岸，以飞快的速度沿着码头向前奔，直至跑到之前会面的地方。但此时，大人们已经离开了。于是我将禀文放在几位武官中间的桌子上，又转身回船。禀文再次被送回来，我坚决不收。最后它被放到一位戴着金顶子的官员手里。


    这次会见持续了约有半个小时，中间谈论了好几个话题。提督谈及他们担心人民会伤害我们，这也让我有机会讲述我们在完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在各地所受到人们的友好对待。提督数次重复，你们的国王最好能呈送一份文书给皇帝，这样你们就能来此地贸易了，商人们还有其他所有的人都会很乐意见到你们。我们离开时感到如果所有的事务都可以与提督一起安排的话，一切将会很容易处理。但是很显然，因为道台的干预，提督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这点在此后也被证实了。提督还说他准备送给我们一些给养作为礼物，我回答得不够得体，表示希望他也能接受我们回赠的一些英国货物的样品。他的答复是：“我不敢，如果皇帝知道我接受了外国人赠送的任何礼物，我肯定会遭到降级贬官的处分。”


    在这次会面里，中英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在于浙江提督是否接收禀文。或许在今天的人看来有些小题大做，但是在当时却是关涉中国对外关系体制的重要事情。禀文又称禀贴，原是清代官府间用的一种便函，是下级向上级正式行文前事先了解上意、疏通关系的一种文书。但在实际使用中，地方上的乡绅百姓甚至是外洋商人，向地方官员请示问题时，都可采用禀文形式。中国的对外贸易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之后实际进入到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在“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广州体制（Canton System）之下，西方国家的贸易代表向中国官员行文主要采用禀文形式，但其呈递方式比较特殊：必须先将禀文交给行商（由政府指定的垄断中外贸易的官商），再由行商这一中介上达中国官员。若西方人直接递送禀文给中国官员，中国官员则拒收。1831年（道光十一年），清政府在禀文递交方式上曾做出一定让步：若行商截留禀文，不予转呈，则允许两三个外商到城门口将禀文递交城门的守卫。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大班们都按照通过行商这一渠道转交禀文给中国官员。林赛在与浙江提督的会面当中直接递交禀文，实际上是想对西方人一直所抱怨的广州体制进行一次突破。当然，根据林赛本人的陈述，由于宁绍台道方传穟的阻拦，他的这个尝试并没有成功。另外一个林赛在与中国官方交涉中十分在意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书中是否用了“夷”字，他和郭实猎二人对这个字眼深恶痛绝，认为“夷”代表了“蛮”，所以在两人的日记里明确地将“夷”字翻译成“barbarian”，即“野蛮人、粗野的人”之意，认为这种称谓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更是对英国的国家荣誉和尊严的伤害，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来华的西方人当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直到1858年中英两国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所签署的《天津条约》里还有这样的一项条款：“嗣后各式文书，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这充分反映了英国人对于长期被中国人称为“夷”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