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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是怎么变成反动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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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一个名叫弗拉基米洛夫的苏联人来到延安。他是共产国际派来驻中共区的代表，同时，他也是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一直待到1945年11月。

弗拉基米洛夫是苏共党员，按说和中国共产党人属于同一战壕的战友，但他在延安的日子却并不顺心。他对当时延安的方方面面都看不顺眼，有很多不满。后来，他根据自己在延安时的笔记和日记，写了一本书《延安日记》，其中有很多攻击、贬低中共的言论。中苏关系恶化以后，1973年，苏联出版了这本书，作为反华宣传的一部分。

《延安日记》的中文译本，我国“内部发行”出版了。我看过这本书。能明显看出弗拉基米洛夫对中共理解认识的片面之处，而且，这种片面性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苏联党和国家的。中苏两党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 

弗拉基米洛夫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当时在延安如火如荼的“整风”运动。在书中，他对延安整风说了很多讽刺挖苦、不屑一顾的话。显然，他完全不理解中共为什么要在抗战期间花那么大精力搞什么“整风运动”。

实际上，不仅当年的弗拉基米洛夫这个苏联人不理解，就算到了今天，我们很多中国人也不理解，不认同，甚至激烈地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李怀印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对延安整风运动做出了深入而独到的分析，认为整风运动是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关键原因，也是现代中国形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正是在这个环节，共产党完成了国民党没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话题。



“国民党是怎么变成反动派的”一文，指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国民党在北伐胜利以后，统治基础发生了变化，从革命党变成了依靠上层权贵精英的统治者。

这种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国民党成为一个软弱、涣散、平庸、主要靠私人关系维系的政治分肥集团，革命意志丧失殆尽，因此无力完成摆在他们面前的历史任务——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这里面包含一个重要的政治规律：对一个革命党来说，局势平稳下来——比如北伐胜利了——反而是很危险的时候。因为这时不再需要殊死的奋斗和拼搏，人们的惰性和安逸之心就会占了上风，革命意志会渐渐消融。

同样的问题，其实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要面对。

共产党经过艰苦的长征，总算在陕北找到安身之处。本来，国民党马上就要大举进攻陕北，但抗日战争爆发了。面对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暂时摆脱了生存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会有“松一口气”的心理，但毛主席却看出，这时的中共，其实内部问题很大。如果不及时解决，共产党这个革命党的前途，不会比国民党好到哪里去。

当时中共内部主要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和组织上没有摆脱苏联-共产国际的控制。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取得了党内的军事指挥权，但当时在党内，只认为毛主席是军事指挥的天才，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唯苏联马首是瞻。

确实，在中共早期的发展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非常大。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在组织上一直自认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因此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斯大林实际上成了“太上皇”。

另一方面，在人事上，这时，党的领导层里，大多数还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也就是王明、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这些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这些人的问题，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为别人考虑太多，为自己考虑太少”，总是把苏联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好了，中国必然也就跟着好了。中国党就应该全面服从、支持、配合苏联党。

国民党还有个三民主义，共产党却只有不清不楚的“斯大林主义”。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为中国革命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

第二，逐渐丧失革命意志。

国共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很多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的想法是：革命已经基本结束了。红军成了国军的一部分，国民党中央发军饷发武器，还有什么可革命的？而且，当时八路军实力很弱，和日寇作战只能以游击战为主，陕北后方基本就是在“过日子”。革命的激情，已经让位给日常生活。

弗拉基米洛夫对此就很不满。他认为，苏军在前线和德国法西斯拼死作战，中共军队就应该主动出击，和日军正面大打，缓解苏联后方的压力。

其实，弗拉基米洛夫也看到了，共产党当时的实力实在太弱。他在中共的兵工厂里看到，往往要拆掉十几只、几十只枪，才能把零件凑成一支能打的枪。重武器更是一概没有。以这种实力，去和日军打阵地战，无异于自杀。

所以，坚决贯彻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把重点放在发动群众，放在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上，用持久战最终战胜日寇，才是正确的打法。

问题是，如果任由这种“过日子”的心态发展下去，共产党很快也就不是什么革命党了。大概率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割据政权。

第三，党内的团结成了问题。

一方面，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只有模糊的“斯大林主义”，而苏联又自顾不暇，根本顾不上中国这边；另一方面，又没有大的战争要打，大家天天只是“过日子”，做日常工作。上述这两个问题加到一起，必然造成党内渐渐分化，进而形成各个山头，并持续强化。

要知道，在防止山头林立这方面，共产党的条件，比国民党差得多。陕北是个很穷的地方，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财政。当时分布在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自筹资金自己“过日子”。中央不给他们拨款，他们也不向中央交钱。大家在经济上是互相分隔的。

没有财政、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各个根据地的“独立倾向”必然越来越强。地方势力自己有兵有枪有钱，不依赖中央。这种情况下，中央会怎么样，熟悉中国历史的毛主席，心里可太清楚了。

怎么解决这三大问题呢？



理解了当时共产党面临的这三大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整风运动的作用和意义。

确实，从微观和个体的角度看，延安整风运动有很多“过火”之处，冤枉了一些人，造成了革命力量的损失，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要艰苦和牺牲。而且，革命的艰苦和牺牲，不仅在正面对敌斗争中，在革命者内部同样存在。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我们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解决这三大问题的。

首先，主席埋头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包括《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等等。这样，打造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理论体系，也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摆脱苏联-共产国际意识形态控制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人事斗争了。方法是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那些人。这些人把马列主义的教条，生搬硬套在中国革命上，在大革命时期已经造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如果继续让他们在党内掌权，中国共产党将永远是苏共的附庸。

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夺走这些人手中的权力，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组织上的独立，才能真正放手领导中国革命。

第三，反对“经验主义”。

所谓经验主义，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理论，只要“过日子”。很多被批判的“经验主义者”，都觉得自己很冤，不理解为什么批判自己。

对比国共两党，能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要批判“经验主义”。实际上可以说，北伐胜利以后的国民党，就是掉进了“经验主义”的泥坑。诸多党国大员，昔日也是意气风发的革命者，但在有权有地位以后，就用正常的统治经验，取代了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意志。结果就是，国民党从昂扬的革命党，变成了平庸的统治者，进而涣散，软弱，一事无成。

如果不是在整风运动中严厉地批判“经验主义”，共产党多半也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忘掉革命初心，丧失革命意志，从革命党变为一个普通的政党，在国会议院里拥有一些席位，大家开开心心地当政客。

可能有人认为，这也不错啊，但他们可能忘了：那个历史任务——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怎么办？国民党没有完成，如果共产党也没有完成。中国怎么办？

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两个重点。通过这两方面的斗争，解决了上述三大问题的前两个。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也就是各根据地的分立、独立倾向，怎么办？

整风运动中，各根据地的领导都被要求回到延安，参加运动。这时，虽然还是没有条件建立起现代财政体系，无法从经济上绑定延安和各个根据地，但一方面，整风运动必然强化组织性、纪律性，这就能削弱各根据地的分立倾向。

另一方面，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各根据地改变了原来自给自足、相对封闭的经济结构，大大强化了各根据地之间的互相支持和援助。也就是说，在组织结构上强化各根据地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种各个根据地之间的密切协作，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经过这一系列“艰苦和牺牲”，整风运动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脱胎换骨，有了质变。党内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核心地位。党的组织性、团结性、纪律性大大加强。

在国民党日益涣散、软弱、平庸的时候，共产党却把自己锤炼成为中国大地上无坚不摧，最坚强、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



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国内政治格局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实际上，就连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最初也没有认识自身和环境的这种巨大变化。解放战争爆发以后，绝大部分人根据表面现象，都认为国民党会轻松消灭共产党。

机会总是留给那些充分准备的人。这时候，一个巨大的机会降临在共产党头上，那就是东北的解放。

起初，党制定的发展方向是走出贫瘠的陕北，打到富裕的南方去，或者说，回到曾经的苏区去。但党很快意识到东北的各项资源更丰富。于是，快速调整，战略目标转向东北。

这时候，党在陕北多年苦练的本领，打造出来的无坚不摧的战斗集体，就发挥作用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共产党冲进并占据了东北，抓住了这个重大的机会。

当时的东北，在工业和农业上都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占据了东北，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武器和粮食。在陈云的领导下，东北对于共产党，发挥了北伐时广东对于国民党的作用。后来，党内公认陈云是“财经第一人”，就是因为陈云在东北的经济工作，实在太出色了。可以说，陈云就是共产党的宋子文。

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指挥了淮海战役的粟裕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广大人民的小推车推出来的。实际上，粟裕这句话的完整版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华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制造的大炮弹”。

东北的兵工厂，制造出大量的“大炮弹”。这些大炮弹和小推车一起，共同促成了解放战争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共产党在东北，走出了一条充分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彻底改造和重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经济结构的道路。

走这条道路，不但在当时给共产党提供了充分的人力和物资支持，从而打赢了解放战争，夺取了全国政权，而且，走这条道路，正是在完成国民党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中国农村的彻底变革。国民党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做这件事。

在陕北大山里，经过千锤百炼，共产党蜕变成为能够完成最艰难任务的革命政党。国民党不屑一顾的泥腿子，却是共产党的政治基础。在动员人民这方面，共产党的能力，比国民党强出无数倍。

就这样，共产党接过了国民党没有完成的这个历史任务。历史证明，只有共产党这种经过千锤百炼的无坚不摧的革命党，才能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完成国家的整合和重建，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中国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场持续几百年的壮观的接力赛。在这场接力赛中，清王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共产党先后出场。虽然他们彼此之间有殊死的搏斗，但在大历史中，他们实际上是合作者，分别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国家的现代转型。

时过境迁，继续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分辨其中的对错，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从大历史和整体的角度，回望我们国家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上，充满了艰难困苦和牺牲，遍布血和泪。这些血和泪，没有白流，而是意义重大。这条道路，值得我们所有中国人自豪，是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

所有的大国强国，都曾经经历艰难困苦和奋斗牺牲。而我们中国经历的，可能最为壮烈和伟大。也正因此，我们的成果，最为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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