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主要谈一谈《雍正王朝》,有时间我会详细分析一下《大明王朝1566》。反腐这个话题不是《雍正王朝》的重头戏,《雍正王朝》的重头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后文中会详细说。“反腐”这个题材在它整部戏的构架里占了很小的分量,但就这很小的分量,也依然足够的深刻、足够的透彻。本剧前部有几集讲了一个刑事舞弊案,不过背后牵扯到了“大老虎”。当康熙皇帝要求彻查到底的时候,当朝“宰相”、文官领袖佟中堂如是说道:



佟中堂不愧为百官之首,深谙政治之道:“倘若牵涉到朝廷的根本,投鼠忌器,又将无功而返。”但是康熙爷何等的英明神武,完全不容佟中堂和稀泥,直接一句话怼下去:



我看这一段笑的不行。是啊,投鼠忌器这个“器”是忌的谁啊,“又”无功而返这个“又”打的谁的脸啊?康熙爷何尝不明白“器”是什么,“又”是第几次了,但他一定要问出来,为什么,因为……编剧想让他这样问(大误)。因为如果不戳破这层潜规则,如果不大力反腐,建立一个高效清廉的官僚集团,那大清就要完啊。

 

在历史上,康熙晚年,经济、军事、赋税、刑狱等均已出现危机,哪一件都颇为为棘手。这一方面与康熙皇帝年纪大了,想更多地用“仁道”“恕道”来处理和臣下的关系;另一方面诸子夺嫡,朝廷派系斗争严重,甚至影响到了政府的日常运行。

 

据史书记载,继位伊始,雍正破例将内阁草拟的《登基恩诏》中有关豁免官员亏空的条例删除,要知道新皇登基大赦天下可是中华帝国自古以来的惯例。一个月后,雍正谕令全面清理钱粮,除陕西省因用兵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抚将所属钱粮严行稽查。凡有亏空,无论己经参出及未经参出者,三年之内务期如数补足。毋得苛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从重治罪。三年补完之后,若再有亏空者,决不宽贷”。一时间,在康熙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大政策下舒坦惯了的官员们被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多年来被熟视无睹的一个个贪污挪用公款钱粮的大窟窿被纷纷刨开。不论涉及多大的贵戚,雍正都严厉查处。一时间被革职、抄家,乃至斩首、自杀的比比皆是。

 

雍正另两项“丧尽天良”“令人发指”的政策也雷厉风行地执行开:“火耗归公”“官绅纳粮,一体当差”——这两项空前绝后的改革与“摊丁入亩”并称为雍正王朝的三大政策,其巨大意义堪比明朝张居正改革。“摊丁入亩”我们都知道,一直被人提起并赋予重要历史意义意义。但是这一政策推行之初同样遇到重重阻力。因为改革,既然有改有革,肯定是要动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



若是连摊丁入亩都遇到这样的阻力,更不要提“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了。这两项政策,再加上前文所说的追查钱粮亏空,雍正帝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不起的阶层——封建社会中的官僚、士大夫阶层。没错,就是皇帝也得罪不起。皇帝,只不过是一个半神化的“天下共主”式的精神符号,而这些人,才是封建国家真正的主人。

 

“火耗归公”是指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雍正帝改政,将各地加派的火耗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但是毫无疑问,官吏的灰色收入大大减少——确切的说减少了三分之二。

 

“官绅纳粮,一体当差”更了不得,此政策指官员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即废除贵族免税特权。康熙四十余年开始了国家财政危机,固有的公差、贵族免徭役赋税的制度,不但使财政负担落在穷苦百姓身上,而且国库空虚。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绅衿士大夫阶层一直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以儒户、宦户的名义不用当差服徭役、不用缴纳耗羡钱粮等等。雍正帝的改革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却也让整个地主士大夫阶层炸了锅——什么!难道要我和泥腿子一起纳粮、当差,还有没有王法了?还有没有法律了?



为什么封建朝代中儒家思想是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从周公到孔孟再到董仲舒等人,中国逐渐摸索出了一套适合“大一统+小农经济”的社会基层组织方法。事实证明,就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宗族+礼教”的基层组织形式是封建中国最适合的选择。在地主阶级的主导下,一部分靠血缘的力量,一部分靠道德的约束,能够给这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提供较为稳固的根基。


在基层社会这样一种儒家“宗族+礼教”的规定性下,年长者的地位比年幼者高、男人比女人地位高、有知识的人比没有知识的人地位高。担任基层中国社会领导者其身份往往涵盖了很多的元素,从经济上讲,他们是大地主;从行政上讲,他们是乡长、里长;从民俗上讲,他们是士绅、乡贤;从国家选拔考试上讲,他们是秀才、贡生、举人。这些人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金字塔的上层部分,是统治阶级,而不向国家缴税、纳粮,不服兵役、徭役,也是作为统治阶级理所应当的事情。